薄扶林道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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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感情戏！

18. 石川律师

18. The Lawyer Ishikawa

能登美乃里在池田高中读高二的时候认识了石川素，当时的能登教授是学校新闻社的主编兼社长。石川比能登教授低一级，她有着运动员一般高挑的身材。假如她的性格更受欢迎一点，应该会有很多运动社团想招她入社，比如摔跤社、拳击社、篮球社或者排球社。但石川是个很孤僻的人，大多数同学都在疏远她。能登教授之所以会去找她参与校刊编辑工作，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提议。当时石川似乎有点讨厌这个提议，但那位老师说服了她，希望她能试一试。

后来，能登教授得知石川家有人加入了久远寺暴力团，那是个独立运作的帮派组织，势力范围主要在长野市及其周边地区。因为和根基更为深厚的山口家族起了冲突，久远寺暴力团开始被当地人排斥。双方在千曲市的冲突尤为严重，在一次暴力事件中，甚至有几个无辜平民被杀。人们认为这起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久远寺，同时，警方和山口家族也开始指责他们无耻的手段，面对与日俱增的压力，久远寺暴力团最终倒台了。组织的瓦解让曾经的帮派成员们直接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石川素的父亲，就是成员之一。在石川上学的第一天，她就在自己的课桌抽屉里发现了一只已经发肿的老鼠尸体。

虽然石川的性格很孤僻，但能登教授和新闻社的其他社员跟她成为了朋友。她在社团里的表现很出众，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姑娘，总是能准确地捕捉到细节，也对各种法律规则有着敏锐的记忆，在很多个深夜，她都埋首于各种法律文件，希望帮助父亲避免容易触犯法律的小错误，以免让警察找到逮捕他的理由。根据能登教授的描述，石川的写作风格“直指要害并且不留情面”，虽然说服力比不上大部分记者的文章，但她的文字蕴含了更为强大的力量。石川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学校棒球队在夏季甲子园中惜败于对手的一场比赛——她描述了队员们在本垒击球时面对裁判错误判罚的苦闷与愤怒，这篇文章后来得了奖。

在接下来的两年高中生涯里，石川开始对法律和社会公正感兴趣，最终，她成功地说服了周围的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开始追寻自己的兴趣。高中毕业后她去名古屋学习了法律，又加入了日本司法支援中心，那是个专门为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辩护的政府机构。她在司法支援中心的长野分支担任一份全职工作，就是那个时候，她再次与能登教授取得了联系。多年后重逢，她们的友谊得以延续，两人开始关注病人的康复过程，并展开了合作，在她们的邀请下，一些客户和同事作为志愿者来到了能登教授的疗养院。“小素最希望看到的是那些成长经历和她一样悲惨的人们可以摆脱原来的处境，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教授说，“这对她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石川律师开始销声匿迹。她向法援中心请了长假，把手上的诉讼交给了别人，然后搬去了新家。这个转变让能登教授很意外，她觉得石川变得很古怪，并且在有意回避她。教授去找过她，费了很大功夫想问明原因，但这位律师却始终对自己的想法和意图绝口不提。“我想起了她在高中时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把一切都憋在心里，直到被什么东西引爆。”教授解释说，“我追问了好久，但她始终一个字都没说，我想我能做的，就只有给她一点空间。”

在能登教授吐露了石川这个名字后，大和警官就让一名手下调出了本地数据库里石川律师的资料，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认她就是绑架我的人。警方掌握的就只有能登教授的证词，他们给我看了好几张照片，但也没什么收获，因为当时她一直戴着面罩，我没法把她认出来。

几位警察被派去搜查律师的诉讼档案，与此同时，我和工藤、大和警官、甘利以及阿笠博士五个人一起出发前往法援中心在长野地区的办公室。办公室位于门前商业广场，离长野县警察本部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名姓海崎的指导律师，在石川律师休假前，他们一起处理了她手上最后几个案子。关于石川为什么休长假，海崎律师也无法提供更多线索，他只知道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不过从理论上讲，她目前仍然受雇于法援中心，当然，如果她休假的时间过长，他们肯定会重新招人取代她的岗位。海崎律师表示最近确实发现石川的行为有一点奇怪，但他觉得并不算反常。“小素总是有不太顺利的时候，”他对目前的情形表示很困惑，“她之前都克服得很好。”但最近几个月里，很明显她因为一些事情压力非常大，他猜想这应该工作太多导致的。法援中心的每个人都在处理超量的工作，他们想尽力给每一位客户提供帮助，但很难，因为时间和经费都很有限。他回想了一下，觉得自己没有特别注意过石川的状态，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多。

虽然海崎律师不清楚石川休假的原因，但他认识已经被逮捕的那名同伙，前警察仁科。他被迫从警署离职后，就开始从事类似于私家调查员的工作。仁科曾经协助石川律师调查过几个案子，其中一件涉及一名被殴打的女性，她希望能找到证据证明丈夫在财务方面有不正当行为。海崎律师曾经安排仁科去协助别的在编律师，因为他怀疑仁科和石川的关系可能超出了正常的工作上的合作。关于这点他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有人告诉他曾经见到那两人一起出现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居酒屋里。这样的行为让海崎律师觉得有必要重新分配工作，避免仁科和石川继续合作。无论如何，法援中心办公室的诚信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防止利益冲突。

于是我们五个又出发去了那间叫作“千鸟炭烧”的居酒屋，它跟石川律师工作的地方只有一街之隔。当班的服务员曾经见过石川和仁科，虽然她没有特地偷听客人的谈论，但她认为那两个人应该没有私情——应该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或者同事。他们没有频繁地在这间居酒屋碰面，不过，服务员并不清楚最近的情形，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来了，而她见到的最后一次碰面，差不多就是石川开始休假的时候。

被警方逮捕后，前警察仁科几乎一直保持沉默，但很快，大和警官和工藤打破了他的沉默。他们告诉仁科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关于他和石川律师的关系——他的太太有可能会发现丈夫跟另外的女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仁科终于开口坦白了。他承认他确实是石川律师的朋友，但也就仅此而已，他们没有任何私情。“她是我们中的一员，”他解释说，“她付出了她的所有，为了她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战斗。”

但仁科会注意到石川并不只是因为她的态度。他被迫从警局离职是有原因的：某次执法过程中的事故导致他经历了长时间的创伤后精神压力。在那次事件中，警方向持枪歹徒开火，仁科警探射出的一枚子弹在水泥块上反弹，杀死了一名路人。警方对事故开展了调查，结合法医的结论，他们判定这不是仁科警探的错，只是一起不寻常的悲剧事故。仁科本人也是过了好几周才知道自己的子弹误杀了路人。尽管不是他的错，但有关于那个悲剧下午的记忆还是如同幽灵一样笼罩着他。结案后，警局方面认为他无法继续胜任工作，除非在接受治疗后能有大幅度好转。于是他开始作为私家调查员工作，也因此认识了石川律师。他不清楚她为什么会知道他的精神创伤经历，“她只说传言是这样。”他回忆道，他怀疑石川做了更深入的调查，只是没有告诉他。

接下来几周他们两人都在讨论仁科的误杀事故，后来石川律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可以用Leze抹去这段记忆。仁科又单独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Leze看起来很有效，不过石川有提醒他这个药并不能治愈所有创伤。“我让自己回顾了一下那段记忆。”他解释说他遵照了石川的指示，第二天，那些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持枪歹徒的模样，他本人开枪的声音，这些一直困扰他的记忆开始慢慢地从他脑海里消退。于是，在没有得到医生处方的情况下，他继续使用Leze进行治疗，几周后，那些声音图像、种种细节就都消失了。

“我以前总是梦到那件事，几乎每天晚上。”他向我们解释道，“就连醒着的时候，特别吵的声音也会让我想起它。但现在，我感觉很轻松，能睡个好觉，跟老婆有了性生活，也能跟小孩在一起玩。我感觉重新变得完整了。”说到这里，他的表情开始阴沉下去，“我以为对石川来说这样就可以了，但她还想要更多。”

石川律师雇用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一开始，他很厌恶她的想法，但后来他感到了内疚，因为他通过丢掉沉重的记忆结束了痛苦，但还有更多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在挣扎。他知道自己一开始有多么怀疑石川，所以他确信应该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听从她的指示，而她那一套治疗方案，最多算是无证行医。他感觉无论自己是否加入，她都会执行这个计划，于是他同意帮忙了。

“没有人受伤。”他强调说，“我们有确保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我们只是对那些人进行了一点干预。”

既然他说他们考虑得很周全，确保每个目标都是安全的，那么在他被捕以后，石川律师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仁科说不上来。他们没有讨论过具体的计划，尽管被捕的风险一直存在。“她从来没有制定过逃跑的计划。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她现在会做什么。”

石川律师在销毁证据。

仁科告诉了我们律师的住址。她的新家位于千曲市近郊，房子不大，周围没有别的建筑，离大路也很远，很适合这位希望保密的律师。在警方确认房子里没有危险后，大和警官同意让我们也参与搜查。我们发现，在同伙被捕后，石川律师就一直很忙碌：她磁化了一个硬盘，又把它砸得粉碎；文件柜也清空了，所有纸质文件都用漂白粉浆浸泡在浴缸里，粉浆被马桶吸盘搅拌过，为了确保文件和漂白粉均匀混合。

还没被石川销毁的是车库里的一块软木板，几个空掉了的Leze包装盒，还有用来把药丸研磨成药粉的研钵和杵。自从能登教授跟她失去了联系，她就一直有很多事做——为了她的“新事业”。这栋位于千曲市的房子没有什么装饰，其中一间屋子放了电脑、书桌和文件柜，客厅里只有两张凳子，冰箱门上贴满了外卖单，碗柜完全是空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方尝试抢救浴缸里的文件，同时追查石川律师的行踪。她的车被开走了，仁科告诉了我们车型，但他不知道车牌号。

除了仁科，最近唯一一个和石川律师有联系的人是个房产中介，叫做早坂怜奈。早坂小姐和石川律师也是高中校友，毕业后她们就断了联系，直到最近因为石川律师想买这栋位于千曲市的房子作为新家，两人才重新联系上。早坂小姐的中介业务范围覆盖了整个长野市和周边城镇，但她主要负责商业性房产的买卖，所以对于住宅类的房产，她无法亲自帮忙，但石川律师靠这个托词和这位校友重新建立了联系，早坂小姐还帮她找过可以用来关押人质的地点——她坚持说，自己对石川的打算毫不知情。“我以为她准备创业。”早坂小姐解释说，“她似乎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没问太多。但她询问过不同类别的房产，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她具体想创什么样的业。”

早坂小姐并不是唯一声称自己被骗了的人，能登教授也在怀疑石川是不是已经策划了很久的绑架计划。她们一起为疗养院寻找志愿者，借这个机会，石川找到了甘利、鹤屋和我作为绑架目标，但能登教授“完全没有想到”石川会做出这样的事。

“她可能会反射性地还击别人，但像这样有计划地绑架折磨？她不会这样的。”教授摇了摇头，“在这之前，我觉得比起惩罚别人，她更倾向于惩罚自己。”

石川律师的爱好是骑车和攀岩。警方把冰箱上的宣传单都看了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和这两项爱好有关的广告，这或许会是她释放压力的方法。然而，工藤在其中找到了一张响家烘焙的菜单。

我们到达烘焙店的时候，山寺太太还在进行今晚最后的清扫。她认出了照片上的石川律师，说她为了买煎饺来过几次。她并不知道律师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背景，在听说这个女人也是能登教授的朋友后，她很吃惊。“她从来没提过，”山寺太太说，“可能她来这里买东西只是个巧合？”

石川之前在下午来过一次。跟山寺太太预想的不一样，那次她没有买煎饺，而是点了一杯茶和几个红豆面包。她问店里生意好不好（生意并不好，但烘焙店还经历过更艰难的时期），还谈起了一点山寺家的事。显然在他们有孩子之前山寺老师就去世了，山寺太太也一直没有再婚。她有个关系不错的姐姐，她经常去姐姐家去看望外甥女们，有一个外甥女已经到了可以来烘焙店帮忙的年纪。这些年，山寺太太也培训了不少有志向的厨师和面包师，有些人后来开了自己的餐厅，还有一些转行做了别的。这些学生都是山寺太太的家人，只不过和通常意义上的家人不太一样。

山寺太太主动向石川律师提起了这么多家事，是因为她感觉到她或许有什么想说的，但律师什么也没说，她只是谢过山寺太太的招待，然后就离开了。

于是调查再度陷入了困境，警方开始兵分多路。大和警官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局，确认烘焙店附近都有人监控，因为石川律师有可能会再次现身。当警察在附近仔细搜查时，能登教授提议去一趟她曾经就读的高中。石川素在高中时常常会找个隐蔽的地方一个人待着，而大部分她曾经藏身的地方就在千曲河西岸学校附近。

当踏上横跨千曲河的403号公路大桥时，我们找到了她。石川律师站在桥的南侧，她身旁是白色的桥梁索塔，人行道在经过索塔的地方向外稍稍拓宽了一些。因为她和索塔靠得很近，所以从行车道上很难看到她。我们后来了解到，有两名路人因为怀疑她想自杀所以向警方报了案。她靠在栏杆上，在见到我们和警察一起朝她靠近后，她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完全没有逃跑的打算。

“找我很久了吧。”她说。

19. 屈服

19. Surrender

石川律师在接受警方问讯时很坦诚，将自己计划的各种细节都和盘托出。在选择绑架目标时她非常依赖前警察仁科的帮助，而仁科以前的同事因为信任他，在未经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包括一些没被正式记录的信息。石川律师花了很多功夫研究绑架目标的生活，以期掌握方方面面的细节。她跟踪了甘利两周，掌握了她每天往返学校的行程，她还撬开了甘利的公寓，拿到了甘利一直放在床边的一把沾血的剪刀。

但大部分细节并非来自筛查数不清的文件，而是来自和能登教授的交谈，教授私下里调查了许多同事朋友不为人知的秘密，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提供帮助。能登教授建议他们去疗养院当志愿者，作为一种自我忏悔的机会，而石川律师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又往前了一步而已：迫使人们接受治疗，即使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能登教授认为这种做法很荒谬也很罪恶，这就好像无视一个性侵案受害者的意愿，强迫她（他）进行法律诉讼并出庭作证。“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追求人类的正义，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某个人要被迫接受不公正的对待？”她说，“可这有什么意义吗？”

随着石川律师无视道德逐渐走向犯罪的种种行为被揭露，能登教授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呆滞的恐惧。教授在我眼里，一直拥有一种面对任何情况都能从容反驳的智慧与气度，即使面对彻底的失败也永远从容不迫。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本科生因为化学试剂操作不当在实验室里引发了一场火灾，火灾造成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双重损失虽然让她很恼火，但她却打趣说，有人先她一步拿到了灭火器，这让她很伤心。那时的能登教授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工藤为能登教授感到遗憾，于是他主动提出带教授还有其他人一起去吃晚饭。夜幕已经降临，对石川律师的审讯还在继续，但工藤相信危险已经解除了。我们自从中午过后就没吃过东西，又匆忙奔波于两个城市之间，再加上一连串揭开的真相，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考虑到这些，工藤带着我们去了大都会酒店，在餐厅安排了一个包间。虽然工藤总是把解谜放在第一位，但他也很有同理心，他会关心遭受到人性之恶折磨的受害者，尽力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为了让甘利开心一点，他讲起了在横滨和怪盗基德的一场华丽对决；他还问起了能登教授登山的爱好，把她的注意力从石川律师的背叛转移到别的地方。阿笠博士也说起了几个他最近开发的App，其中最出色的是一个新型无人机控制系统。这顿晚饭让我们暂时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这个短暂的放松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在不幸与痛苦之外，我们也拥有正常的生活。再过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者一年，石川律师做过的事，就将只是一段记忆而已。

吃过晚饭，甘利和能登教授分别回了自己家，我和博士则上楼到了工藤的房间。我的公寓仍然作为犯罪现场被封锁着，不过它本身也不适合让博士暂住，爬楼梯对他来说会很累。我和工藤商量好今晚让博士在大都会酒店住下，我也会留下来陪他。当然，我们把房间里唯一一张床给了博士，在剩下的榻榻米和沙发两个选项里，工藤让我先挑，我选了前者。

给我们三个安排睡觉的地方比睡觉本身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很不想跟工藤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但再订一个房间既不现实也很浪费钱。因为上午已经睡了很久，我现在完全无法入睡。我的胳膊很疼，手腕也很疼，它一直被石川绑在水管上，那一小片皮肤本身很柔嫩，此时正带着一种灼烧感，让我无法不去注意。扎带擦伤的地方要过好几天才能愈合，但最终，它会愈合的，最多只会留下一个没人会注意到的微小印记。大部分伤口都是这样的，不是么？旧的伤疤会被误认为胎记，大多数割伤、擦伤、淤青痊愈后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是，你会记得它们。我还记得，很久以前我仍然危险地迷恋着琴酒，有一天，我求他让我开一下他的车，那时的我是个幼稚的傻瓜，想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到底有多喜欢我。他用手里燃烧的烟头告诉我，他的爱也是有限度的。没人能开琴酒的车，烫伤的皮肤会让想尝试的人明白自己的愚蠢。

如果能忘记这些，那该有多么轻松！我想，如果石川换一种方式，或许可以说服更多人接受她的提议。把一个人过去犯下的错误、经受的折磨一股脑朝她扔过来——这只是一种挑衅行为。她的提议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时候，是在安静的夜里，当一切都在正常运转，当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而一个人却辗转难眠的时候——这个时候，她也许会真心希望自己能忘记过去。

当然，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这样的情绪很快就消散了。我很清楚，我遭到过蹂躏，经受过扭曲。我跟石川律师一样，挣扎着想为自己找到一个痊愈的办法——一个并不存在的办法。我抱着希望来到长野，希望能把我的过去转变为有益的东西，为了这个希望我忽略了很多警告——我在追寻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把信任交付给了别有用心的人，我隐藏了有关自己的重要的东西，并且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他人。我可真是个傻瓜。

既然无论如何睡不着，我起来给自己冲了杯热可可。

“也帮我冲一杯吧。”沙发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大半夜里毫无征兆突然对一个女人大声说话，这种行为可太符合他工藤新一的作风了。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他的房间应该是安全的，我肯定会带上那把我一直携带的小刀。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工藤其实根本没睡，并且，他知道我也醒着，通过我的呼吸声。我认真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应该带上那把刀，但最后，我决定给他冲一杯滚烫的可可——有一杯热可可摆在眼前却因为太烫无法入口，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抓狂了吧。

工藤被稍稍烫了一下舌头，他把杯子放到一边，然后从包里取出了平板电脑，因为一直在思考这个案件还有石川律师的事，他也没怎么睡觉。大和警官已经把审讯的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但他还在读一些有关石川的背景资料，寻找一些可能遗漏的东西，虽然他自己都不确定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走火入魔了，“或许是吧。”嘴上虽这么说，但他还是在继续看资料。他觉得，既然这个案子让他彻夜难寐，那不如趁醒着的时候好好做点有用的事，否则时间就真的白白浪费了。他的前女友也不喜欢他这样，浪费时间和让女友不高兴固然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他觉得抓紧时间破案更加重要。我告诉他，应该用别的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有个很可爱的女友，她的空手道闻名全国，他们可以一起练习，这对他本人和他的工作都很有帮助，毕竟，侦探需要敏捷的身手来保护自己。我的话似乎让工藤很吃惊，但他承认，这个建议放在当时的确很值得考虑，“我想，那时候我确实应该更仔细地想想类似的建议，或许之后的事就不会那么急转直下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再追问。前女友是他的痛点，我并不想一直跟他谈论这个话题。我走到沙发旁，在他身边坐下，这样在他继续研究案子的时候，我也可以看见平板电脑上的资料。我们看了几篇石川律师起草的诉讼文书。她的文字并不优雅，但非常直接，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她不止一次斩钉截铁地谴责对方的过错，尽管有些时候，更有技巧性更圆滑的方式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和能登教授成为朋友是意料中的事，能登教授有时候很直率，但有时候也会有所保留，这取决于她的耐心和当时的心情。

但工藤最想搞明白的，是石川律师的动机。在她质问受害人时，这位律师依照的是她个人认定的正义和利他主义。她清楚Leze的功效，但相关的治疗处方因为一些政治原因一直没有被批准使用，她认为这很不合理。工藤想找到更多有关审批过程的资料——相关负责人都有谁，为什么审批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等等。石川律师策划了这个她所谓的正义行动，但能登教授却完全不知情，这让工藤感到很奇怪。我也认为教授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朋友之间产生矛盾渐行渐远并不罕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石川律师都已经和法援中心几位关系密切的同事断开了联系。

“然而没人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工藤说。普通人对近在眼前的征兆毫无知觉，他觉得不可思议。

显然工藤简化了事实，比如说，石川的上司就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只不过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已。置之不理，无动于衷，这太正常了，人们总是对自己觉得不该干涉的事不闻不问，给对方留出足够的空间以示尊重，尽管有些时候，这样的尊重会被误认为是冷漠。

“你上次做这种事情是什么时候？”他问，仍然对我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当个旁观者，但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围的人一直在打量我，他们在好奇我到底想干什么，在思考他们是否应该插手，因为那个时候，我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傻瓜。

阿笠博士一直很喜欢热闹的聚会，所以，当我们接到工藤家跨年派对的邀请时，他立刻就答应了。接连几天，他都在劝我跟他一起去，但我更想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学习。少年侦探团的朋友们也会参加，我怎么还能拒绝这个派对呢？很简单，因为我一点也不想跟那些演员、评论家还有侦探们进行亲切交谈。博士有点失落，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开始说起派对上有很多他想尝尝的点心，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他一个人去派对，就没人监督他健康饮食了。博士朝我笑得很开心，这让我想到，有一些卑鄙的人曾经操纵过我，而博士欢快的笑脸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不是因为我很爱他，我会觉得这很恐怖。

工藤宅的派对简直是个大型认脸测试——东京名流你认识几位？除去本地的贵客们，还有不少国际知名的电影制作人、演员和侦探从全国各地赶了过来。好奇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不少人听过博士的名字，知道他的小发明很出名，但没人会傻到认为我是他女儿，我们编造的说辞很难骗过在场这么多的聪明人。我对博士说，尽量不要跟不认识的人交谈。

于是，我们渐渐从派对的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直到工藤家的主人之一，演员工藤有希子，注意到了我们。有希子小姐知道我和博士来了派对，所以特意过来打个招呼。她问起了博士最新的发明，和我最近在长野的研究，希望我在新的城市一切都还适应。她正在计划重新开启电影事业，还提到一部在长野拍摄的电影，她说我也许可以去给剧组担任科学顾问或者当个群演，但我觉得她只是趁回了东京想随便找个人小小地骚扰一下。工藤有希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总喜欢参与到别人的生活里去，不过她也是个善解人意的主人，她带我们在房子里到处看了看，帮我们躲掉那些并不想回答的有关于我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派对上玩得开心。她还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去看一看我在长野的公寓，她打算送我一件家具或是装饰品，我觉得我只能接受这个好意。

有希子小姐让我和博士有了更私密的空间。她的丈夫一直忙着和不同的人寒暄，不过，派对的真正焦点，是她的儿子，以及他刚刚宣布订婚的女友。工藤一直跟在她身边，巨大的喜悦让他忙不迭地炫耀自己刚给未婚妻戴上的订婚戒指。当然，她也很开心，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聚集到她身上，她找了个借口从众多客人中脱身，过来跟我和博士打了个招呼，问我们是否玩得高兴。博士对她说了恭喜，她开心地笑着，但也没忘记自己作为派对主人的身份。她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喜悦的瞬间，而是主动去帮我们拿水果宾治酒，博士提出过去帮忙，我就让他们俩一起离开了。吧台那边有太多我不认识的人，所以我决定留在原地，我想，只要待在工藤和他的家人周围，我就有了保护伞可以躲开陌生人的问题。

但我没想到的是，工藤对他身边的客人说了声抱歉，然后朝我走了过来。看见我的时候，他好像不怎么高兴，完全没有一个派对主人亲切优雅的样子。“所以你最后还是决定来了？”他说，“不想待在家里躲在电脑后面了？”

我说我来只是因为博士一直劝我来，没有别的原因，当然，他对这个解释很不屑。

“你跟我来一下。”他说完，示意我跟上去。他希望我去见一个人——名古屋来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对犯罪小说和法医学都很有兴趣。工藤觉得我和他应该很聊得来，说不定他还能给我介绍一份不错的工作。工藤并不了解我的研究，但他认识的这位教授是他父亲的书迷，在他眼里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但我并没有跟上他，“我没兴趣。”我说。

他抱起手臂，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是批评的意味：“你一定要当个格格不入的老古董[19.1]？拜托这是个party。”

至少，没人会注意一个老古董——如果周围存在更有趣的事物。人们在围着他问各种问题，因为他未经仔细考虑就向女友求婚，成功之后又办了个隆重的派对来庆祝，他做事不经过大脑惹来一堆好事之人，我可不想像他那样被一堆问题包围。

工藤强调说办这个派对不是他的主意，但他父母实在太过兴奋激动，所以专程从美国飞回了日本，他不想扫了父母的兴。不管怎么说，订婚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他觉得时机也刚好。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就不用再隐藏身份，他又等了一段时间看一切是否都解决了，他觉得他已经等得够久了。

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太久。在我们决定不再继续隐姓埋名后，他几乎是立刻回归了原来的生活，身份恢复后不到一小时，他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可以接手的案件。工藤新一回来了！——这是他迫不及待要告诉别人的。这对他来说很不错，可对我来说很糟糕，有那么多人在他周围打转，想搞清楚他为什么消失了那么久。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跟姐姐被杀案的关联，以及跟我的关联，都会面对越来越高的曝光风险。我忘记了他是工藤新一这个事实，我不可能让他放弃当一个侦探。如果他真的放弃了，那只会更加可疑。可他没必要把这些事弄得大张旗鼓，没必要公开他的订婚仪式和婚礼。他应该保持低调——这对他和我都有好处。他可以再等一等，一年或者两年，这是为了确保他和他的宝贝女友的安全。

我以为他会找些借口，我以为他会对我的担心摆出轻描淡写的态度，说我太过谨慎太过偏执，但我想错了。

“不，”他很坚定地说，“时机已经到了。我已经让我的人生耽搁了三年多，我已经等太久了。”

“你的逻辑去哪儿了？”我问他，“你这叫鲁莽！你是在凭感觉做事！我知道她是你的弱点，但现在这一切真的已经过头了！有危险的不止你一个，还有她，和我。”

“我们说好了可以一起承担风险。”

“是啊，你们说好了，”我说，“可要面对关注目光的人是我。你们俩在这点上达成了一致，噢，我可真高兴。”

“不要因为你不同意就这样讲话！”

“这跟我同不同意有关系吗？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做出很蠢的决定不是么？”

“这是我的party！泼冷水很有意思是吗。”

这时屋子里已经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他们在盯着我们。她是谁？发生了什么？他们一定在好奇这个。

工藤有希子把她儿子拉到了一边，她脸上带着礼貌甜美的微笑，足以迷死周围一百米内所有生物。她对工藤说，虽然这是他的派对，但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理应受到客人该有的礼遇。她提议带我在工藤宅里各处转转，但我实在没有心情。是的，这是工藤的派对，我根本就不用出现在这里，于是，我离开了。我想，博士的节食计划暂停一晚上也没什么。我回到了博士家，待在我的舒适区里，看着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临。

我开始为自己的傻瓜行为感到愧疚。没错，我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可这不代表他也害怕，或者他应该害怕。无论如何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并且，他有很多可以帮忙的朋友。如果在逃的组织成员决定不再躲藏跑来寻仇，他那些在警届高层的朋友会提醒他的，而我也可以从中受益。

除此之外，其实我很清楚，反对工藤的决定注定是徒劳的。他永远都能朝前看，最多只是时间问题。就算他等待了更久，五年也好十年也罢，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还是会害怕已经“死亡”和已经落网的组织成员来追杀我，我还是无法确定我们已经百分之百安全。而他还是会跟那个女孩结婚，只是早或晚的问题。我在他的派对上无理取闹了一番，可我不想被当做一个不懂得看场合不懂得冷静行事的疯女人。工藤的愤怒和敌视也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的同伴——理应和他统一战线的人。刚刚的争吵一定也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吧，他现在的心情肯定就像翻滚的沸水一般，而我，就是那个一直添柴把火越烧越旺的罪魁祸首。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做点应景的东西——杂煮汤。毕竟，组成“杂煮”的两个汉字，就意味着“混合”与“沸腾”[19.2]。我想它很适合新年的习俗，尽管我个人并不喜欢把年糕煮进汤里。

当我还在忙着煮汤的时候，有人敲响了博士家的门。工藤站在门口，穿着睡袍和拖鞋。我问他，如果我就这样让他一直等在外面直到结冰，他准备怎么办，他反过来问我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对他。我承认不会，但他不应该忽略这样一种可能性。

在我继续煮汤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假设我不够了解他，那我会以为他保持沉默是因为对杂煮汤的烹饪过程很感兴趣。但事实上，他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总是很笨拙。办案的时候他能迅速把一连串证据拼在一起然后简明扼要地陈述结论，相比之下，当需要坦陈内心想法时，他吞吞吐吐的样子实在是毫无优雅可言。我盛了一碗杂煮汤放在他面前，他仍然紧闭双唇什么也没说，我想，或许他在离开前都不打算开口了，但他却坚持要先说出心里话再接受我的汤。

“对不起，我很抱歉。”终于，他开口了。

“我也很抱歉，对不起。”我把汤推到他面前。

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好像自己是个正在鉴定味道的美食评论家：“还可以。”

还可以？我在等的可不是一句“还可以”。他要是不知道说什么，可以参考以下评价：这汤棒呆了，是他有生以来喝过的最好喝的杂煮汤。除此之外，别的评价概不接受。

“你看，现在是谁突然变得自以为是了？”他说。

我瞪了他一眼，但他只是继续默默地喝着汤。他没有抱怨味道，显然，他觉得这汤很好喝。

吃完早饭后，我们才说起了严肃的正事。工藤向我发誓，说他会尊重我的想法，当有情况可能威胁到我和他的安全时，他会和我一起商量，我也向他保证不会有过激的行为。撇开昨天派对上的争吵，我们仍然会留意照看对方。我一直相信他会留意我的安全，只要没有别的事让他分心——工藤是那种有着极强道德感的人，这样的道德感不允许他有任何私自的行为，他会为任何人做同样的事。我这么跟他说了，但他却反驳说，那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对吧？”他说。

“如果你是指望我不论生死时时刻刻都急切地呼喊着你的名字，那你未免也太自负了吧，你不觉得吗？”我说。

“我觉得你他妈的是个混蛋。”

“好，我是，所以呢？”我把汤锅塞进他手里，好让他带回去给他那可爱的未婚妻。只不过，这一大锅他都得自己一路端着了。

他翻了个白眼，说：“我还指望能依靠你呢。”

“哦。”我会做的，最多就是在他端着锅离开的时候，勉强帮他扶一下门。

工藤和能登教授不同，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给他带来的改变。他是个离群独行的生物，但他也跟别人保持着一种稳定的连接，并且，他不希望这份稳定被打破；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不喜欢这样的变化，因为会干扰到他的平衡。

所以，当我们一起坐在他房间的沙发上，当我们一起听着凌晨的时光一点点流逝在钟表滴滴答答的声音里时，工藤会做的，也只是握住我的手。“我在这里。”他没有看我，“没有人会伤害你。”

以前我常常做噩梦，梦见组织成员和所谓的“老朋友们”找到了我，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杀戮。但在这个静谧的夜里，月光流淌下来，那些来自过去的幽灵都消失了。只有工藤和我。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散发着柔和的蓝光，照在我们脸上，那些光很快转了个方向——工藤把电脑放到了一旁。

他总是时刻记得要首先完成崇高的使命。

“这种时候，你会想她吗？”我问。

他叹了口气，说：“我曾经无时无刻不在想她，但最近，我开始觉得一切都还好？我是说，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他苦笑一下，“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你明白吧？”

“嗯。”

“案子是容易的，”他继续道，“但剩下的东西都很难——对我来说很难，对我身边的人来说也很难。”

她一直在他身边，度过了无数个夜晚，甚至，当他艰难地谈起他见到的事，当他的脑海里只有证据与证词在不断翻滚时，她依然在他身边。有时候，他在半夜突然灵光一闪然后匆忙离开，她耐心地等着他，但也感到疲惫。

我没有问过他是什么成为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从没责怪过她，婚约解除后，他尽了最大努力继续前行，但显然，他还在怀念那份感情，尽管他不愿过多提起。他紧紧抓住他的怀念，不希望自己放手。“哪怕就在一两个月前，如果你问我这些，我会说无法想象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但最近这几周，我觉得我可以想象了，很认真地想象过，可我还是感觉不真实。”

“那就别仅仅停留在想象，”我轻轻靠在他肩上，“去实现它，让它成真。”

工藤转头看向我，表情严肃而深沉，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指，穿进我鬈曲的头发，试着把它理顺。他靠向我，越来越近的呼吸酥酥麻麻地擦过我的嘴唇。我闭上眼睛，我们在黑暗中分享了一个吻。

当然，成年人的世界总是运转缓慢，为我们两人创造新的现实就好比试图用一节爆竹来驱动地球。任何移动都是细微的，唯有给予更多时间，变化才会清晰可见。

早上，工藤给了我一个吻，然后说希望我能原谅他，案子结束了，他得赶回东京，他会带博士一起回去，确保老人平安到家。当然，他承诺说会打电话给我，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在节日前去一趟东京，好让我们从停下的地方继续。我没法做出任何承诺，我已经落下了太多的研究工作，但我会尽力不让他失望——只要他不像以前那样五年才来一次长野。

工藤马上要回东京，这让我的心情有点复杂。马上就是周末了，他可以再多待几天，但同时，石川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我也很想赶紧回归原本的生活。工藤对我在感情上的变化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在启程回东京之前，工藤带着我和博士去了一趟警察本部，和大和警官见了最后一面。石川律师被拘留了一整晚，警察问了很多问题，详细地了解了她的犯罪计划，整个审讯让警方觉得很圆满，但工藤不这么认为。律师对自己的动机一直含糊其词，只说因为注意到了太多受害者所以感到厌倦，她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决定开始这个行动的。警方问她从哪里得知Leze可以抑制造成创伤的记忆，但她对此很是躲闪，声称这是常识，大家都知道。但工藤却注意到，在没有严格的系统化的治疗方案时，Leze对人的记忆会有怎样的影响，这项研究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我们问能登教授，关于Leze石川律师都知道些什么，教授表示不清楚。石川是辩护律师，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被告而非受害人提供法律服务，尽管有时候，被告和受害人之间的区别其实很模糊。教授本人是做研究的科学家而非医生，她不会想出这样未经批准的治疗方案，这不是她的职责所在。

“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让石川律师对Leze产生了兴趣？”工藤问。

“据我所知，没有。”能登教授说。

“她什么时候知道你在研究这种药的？”工藤继续问。

“这我不清楚。”

“你告诉过她吗？”

“我不记得有特意告诉过她。”

这些回答与石川律师的口供截然不同。她对警方说她觉得能登教授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豪，她们时常谈起这个。这样的不一致自然不会逃脱工藤的眼睛——一定还有什么东西，一些教授或石川律师想隐瞒的东西。他找大和警官要了更多的背景信息——任何有关能登教授的研究的资料，她和石川律师之间的关系，她在业界和医学界的人脉，都有谁参与制定了使用Leze的治疗方案。工藤不准备回东京了，至少现在他会留在长野，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帮他一点忙。

“我知道你已经耽误了很多工作。”他说，“但你是最了解她研究的人。”

“只是因为这个？”我问。

他脸红了：“还有，唔……我们也正好可以多点时间在一起。”

虽然他多留一段时间让我感到开心，但东京也有很多事在等着他处理，我一个人在这边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这个案子，就算还有一小部分没有解决，但解决它的人非得是工藤新一吗？

“不一定非得是我，”他说，“可我总感觉不对劲。如果我这样让你感到很困扰，我能理解。”

我没有感到困扰，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能在案件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跟一个天才侦探说，你现在应该停止调查。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可能停下的，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毫无意义，而尝试去说服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要工藤想了解一件事，那么到最后他总能搞明白。哪怕是他爱的人，也无法让他停下探究真相的脚步。

工藤想要一份关于能登教授的研究的总结性报告，以及关于她这些年带过的学生的相关资料。我把这些都给了他。我一路追溯到教授读研的时候，那时她刚刚开始探究人类产生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我找到了一系列研究Leze里活性成分的论文，其它稍微有一点关联的研究也被我囊括进来，包括甘利的研究课题：大脑的各个区域都负责什么样的功能。

在这一叠资料的最后，我钉进了一篇没什么知名度的论文，关于如何攻击大脑中的癌细胞，并通过某种未知的细胞凋亡机理对它们进行有选择性的破坏。这篇论文很长，也很晦涩，文章对细胞凋亡的化学过程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释，毕竟，之前的文献里并没有相关研究可以支持其中的论点。这篇论文几乎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主要作者是能登教授组里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在此之前，这名学生没有在其他机构做过研究。这是一种奇迹般闪现的智慧——至少，在别人眼里是这样。但是，我很清楚，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那个药不是奇迹。它是个错误，仅仅只是提到那个名字，就已经犯下了一个连工藤都无法原谅的，严重的错误。

[19.1] 译注：这里工藤新一说宫野志保是“a stick in the mud”，比喻不愿改变、不喜欢社交的人。接下来宫野志保说的是“At least nobody notices a stick in the mud if there ar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around”，她说的“a stick in the mud”是包含字面意义的，“泥地里的棍子”比译文中的“老古董”更符合“没人会注意”的特性。

[19.2] 译注：杂煮汤在日语里写作“雑煮（ぞうに）”，通常是把年糕（mochi，もち）和一些蔬菜煮在味噌汁里。英文直接使用罗马拼音zōni作为翻译，所以原文解释了一下两个汉字的含义：“mixture”和“boil”。

后文：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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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崎律师的职位是supervising attorney，根据评论里的建议翻译成“指导律师”，感谢指正。

* 吵架的对白做了一点点修改，同样感谢评论里的建议。

* 回忆里新年第一天新志两人一起喝汤的时候，工藤新一说的那句脏话原文是“You're such a bitch”，bitch一般不译作“混蛋”，但直译也不太对，请自行体会。

12万字终于有吻戏了！艹，我嗑个CP容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