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扶林道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翻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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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更新重点：工藤新一教你如何在酒店房间里“正确”撩妹。

09. 还原丢失的一天

09. Reconstruction of a Lost Day

甘利一直休息到了下午。在没有发现中毒或是受伤的迹象后，医生同意了甘利的出院请求。警方还在追查其他线索，我和工藤把甘利送回了住所，同时试着唤起她的记忆。

公寓外的警戒线已经被清走了，再加上入侵者本来也没有把她家弄得很乱，所以我们不太需要收拾房间，而是把时间用在了几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上：为什么入侵者会知道公寓报警器的密码？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对着那个被解除了的报警器，甘利承认说密码和她的手机是一样的。只要特别留心她平时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很有可能偷窥到了密码。至于入侵者到底想找什么，她还是完全没有头绪。我指给她看那些被翻过了衣柜和抽屉，工藤很快补充说冰箱也被检查过了。他说得很直白，让甘利脸上露出非常惊恐的神色，她意识到他的偶像已经看遍了公寓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她大部分内衣。

我向甘利提议说现在趁工藤还在，她可以赶紧找个东西让他签名。这个提议让她暂时忘记了尴尬，但因为离偶像太近，她还是非常害羞。

工藤当然不能拒绝，他说可以在任何她想要签名的地方签名——明星为了不让自己的粉丝失望，就会作出这种夸张的承诺。想到伟大的侦探先生会被一个年轻可爱的女粉丝吓到——哦，这可太平常了。

趁他们忙着签名的时候，我检查了一下浴室。我觉得警察应该没有遗漏什么，但那天和工藤以及大和警官搜查公寓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进到浴室里面。当然，我之前来甘利家的时候用过她的浴室，所以对里面的样子并不陌生。我甚至有看过那个放置药瓶的储物柜，所以当我知道里面放的是曲唑酮时才会那么震惊。浴室外面，甘利找了顶帽子正在请工藤签名，而我打开了那个储物柜，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药瓶。我忍不住想，到底是我之前没注意过这个药瓶，还是每次有朋友过来的时候，甘利都会事先把它藏起来？甘利的处方记录本不在柜子里——作为证据，它还在警方手里——所以现在没法翻看，我得记得之后找工藤问一下完整的药品名单。

当我检查到洗手池下面的储物柜时，甘利和工藤找到了我。甘利戴着那顶签好名的帽子，而工藤脸上则是一副玩味的表情，好像看到我在翻别人的浴室清洁用品让他觉得很好笑，他问：“她的洁厕灵有问题？”

没有。我只不过是想确认没有遗漏什么线索。侦探不就是这样的吗？

工藤盯着我，没有说话，他在努力憋着嘴上的笑，但眼里的笑却很明显。我没好气地瞪他一下，但没用。甘利的表情又变得很尴尬，于是我建议说现在可以大致过一遍甘利那天的行踪。

听到这句话时，甘利的心情有些变了。她拉低帽檐，带着我们俩回到了卧室。她坐在床上，打开抽屉，翻了翻一个线圈本。她解释说，这是她的心情日记本，记录她每天的感受：她觉得吃药有没有用，以及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她精神状态的东西，包括噩梦，或者零星闪过的记忆。“以前我每天都去，”她说，“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是在好转还是变差。速水医生建议说我可以写日记来记录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用。”

甘利甚至记下了失踪那天早上的心情。记录很短：“早上做了噩梦。醒得很晚。之后再说。”她不记得自己梦到了什么，也完全想不到任何可能跟那个梦有关的东西。

在日记里匆忙写下几句关于梦的话之后，甘利接下来应该会收拾一番准备出门赶火车。她应该迅速换了衣服，进到浴室刷牙、吃药——这让她想起来自己可能有超过24小时没吃药了。她拧开药瓶，在手里轻轻磕几下，好让药片容易倒出来。这个动作已经很熟练，她一口把药吞了下去。

工藤迫不及待就准备出发去车站，当他一只脚已经跨出房门时，甘利都还没来得及打理一下自己。她先是被人绑架，接着又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回到自己家里是一回事，但是，不给她时间调整一下状态，要求她立马像个正常人一样面对外界的一切？他未免也太着急了吧。

工藤看上去一脸错愕，说他不是故意要这么着急的。甘利当然立刻倒戈，跟他的偶像站在同一战线：“工藤先生当然总是惦记着案子啦。不要对他态度这么恶劣嘛，志保。”

你可能会不小心对孩子或者小动物态度恶劣——这些小生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礼貌温柔地对待他们是应该的。但是，对工藤新一，怎样都算不上是态度恶劣。甘利没意识到这点，让我觉得有些失望，但同时我也感到很欣慰，她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因为太崇拜工藤而变得盲目，甚至忘了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从甘利家出发，我们再次前往饭山市。根据我们的推测，甘利应该是先和她母亲在甘利老师任职的高中附近一家德国餐厅见了面。于是，为了重现那天的场景，甘利和她母亲在同一家餐厅见了面——在我和工藤的陪同下。四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请了餐厅经理过来帮忙理清那天她们母女吃饭的时间线。经理一开始很困惑，但得到甘利老师允许后，他把那顿午饭的小票拿了过来，上面除了甘利和她母亲买单的时间（12:31）以外，还清楚记录了她们点了些什么菜（一份炸素肉排和一份炸猪肉排），我们原本希望能见一见那天接待甘利母女的服务员，但经理说他今天休息，我们只能晚点再去找他。出于谨慎，工藤还是找经理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工藤成功地查出了一些简单的事实，但在唤起甘利记忆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和工藤原本很担心甘利老师对我们会有所保留，但在坐下来点好菜之后，老师就把那天的事给我们详细讲了一遍。“我们坐在那边，”她指着窗边的一张桌子回忆道，“我跟加樱说要吃点肉，但她不听我的。”

“我觉得炸素肉排挺好吃的，妈妈。”甘利说。

“我知道你喜欢吃那个，但已经来了这么高档的餐厅，不吃肉实在说不过去，而且还是我买单。”

“跟家人一起不就是可以随自己高兴的嘛，要是有其他人在场，为了给他们留个好印象，我会吃一点肉的。”

“你不想给我留个好印象？”

“我应该要吗？”

工藤一直保持安静的状态，大部分时间都是甘利母女还有我在说话。等我们的菜端上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在疑惑些什么。准确来说，甘利老师并没有很友好——她对工藤仍然保留着一点敌视的态度——但她对我以及我和她女儿之间的友谊很好奇。我有种感觉，在此之前甘利其实并没有讲过很多关于我的事，但也不是只字未提，她很自然地跟母亲讲起了刚进能登教授的研究小组时，我对她多有照顾，她也提到了这周末原本要一起做蛋糕的那个人就是我。

“甘利小姐，请问你从小到大都经常和你妈妈一起做饭吗？”工藤问。

这个问题让甘利很惊讶。“噢，是的！我们一起做过很多次饭。不过我还没学会妈妈的咖喱饭秘方，还在反复练习呢。”

“这周你们原本要做的蛋糕，你有打算请你妈妈帮忙吗？”

“没有哎，我总不能拎个蛋糕从饭山赶到须阪吧。”甘利说。

工藤点点头，把注意力转向甘利的母亲：“您在学校的工作很忙，那还能抽出时间帮她一起做蛋糕吗？”

“加樱不用我帮也能把蛋糕做好，这点我很确定。”老师说，“但如果她希望我帮忙的话，我当然会尽力的，毕竟周五晚上了。”

工藤一边跟我们继续吃饭，一边思索着这个答案。甘利因为情绪变化而变得不安，她意识到了工藤刚刚的问题不只是随意的闲聊。我们沉默地吃着各自的主菜，但工藤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甘利母女。当甘利不小心把叉子弄掉时，老师把她自己的擦干净递了过去，然后找服务员要了个新的。甘利似乎对此不太高兴，她没有要甘利老师那把叉子，而是继续用她自己的。

我们的下一站是速水医生家。今天医生不问诊，但听说甘利想了解那天看病过程的细节后，他把整个面谈过程的录音拷贝了一份给她。虽然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帮到甘利，医生还是把她请进了书房谈谈关于那天看病时讨论过的一些事。我和工藤决定在外面等着。此时已经接近黄昏，夏末的炎热渐渐退去，一个愉悦而舒适的夜晚即将来临。工藤迫不及待地问起我对目前情况的看法——我怎么看待甘利的种种表现？现在的她和平时一样吗？

其实我本以为甘利会因为他在身边而激动紧张到膝盖发软，但自从在医院看到她后，她就一直很沉闷，很可能是在警惕什么，因为工藤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了：逼她承认她母亲杀害她父亲并非出于正当防卫，并且，她在包庇她母亲。

“这是一种推论，”工藤说，“但不是唯一的推论。”

还能有什么别的推论吗？如果甘利老师没有谋杀她丈夫——如果根本没人想过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那我们现在在干吗？甘利被绑架还有别的原因？

“谁知道呢？”他耸了耸肩。

谁知道？他问谁知道？这难道不是他的职责吗？他应该要知道！他可千万别告诉我他把我们全部人骗到一个高档德国餐厅只是因为他想去那儿！

“听着，”他说，“打个比方，你走进了一个台球厅，在离你最近的那张球桌上，有个男人只剩下了母球和8号球，并且他似乎很容易就能打进8号球。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他马上就要赢了吗？”

“会。”我说。

“通常情况下你会，”工藤继续道，“因为你已经习惯了8球的玩法，并且因为球桌上只剩下8号球，所以你排除了别的可能性，比如9球的玩法。但是，在仔细观察之后，你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有些年纪了，他在玩的并不是8球。他的对手从袋子里取出所有球，用三角框重新排好，但是顶点处的球位是空的——他们玩的是‘14.1’[9.1]，所以你没法知道接下来要击球的人是不是马上就要赢了。他需要打进那颗8号球，同时也需要撞散重新排布好的球堆，这样才能创造机会继续打出好球。同样的局面——你看见一个台球手面前的8号球和母球已经排成了一条线，很容易就能得分——但根据‘上下文’情境的不同，它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朝速水医生的房子点头示意一下，“我非常确定，甘利小姐对我们有所隐瞒，但我不知道她隐瞒的是什么。在我提出指控之前，我希望能搞懂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上下文’。”

目前为止，对于甘利的表现，工藤的理解是她因为绑架事件受到了惊吓。他想知道她的失忆到底是真的，还是仅仅作为一种顺带的逃避机制，别的受害者在遭遇不幸后也很容易有类似的表现。同时，在见过了甘利和她母亲相处以后，他觉得她们母女之间有一些距离感，但她们还是一家人，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疏远。如果甘利真的包庇了她母亲，并且为此而怨恨，那么她出事那天为什么还会和她母亲一起吃午饭呢？如果甘利没什么要隐瞒的东西，她又为什么对一些事情躲躲闪闪含糊其词呢？工藤在调查这个案子，她却没有很积极地提供帮助。我们肯定还遗漏了什么，某些非常关键的“上下文”，这块缺失的拼图，是帮助工藤看穿眼前这个案件本质的重要线索。

不管怎样，工藤都想要解开这个疑团——甘利老师和他丈夫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很悲哀。为了替甘利讨回公道，他不得不在她最脆弱的时候去窥探她。他会因此而感到困扰吗，哪怕只有一点？

“你得先找出真相，”他坦白地说出了他的观点，“然后才能决定到底怎么做才是正义。”

所以，无论这会对甘利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都会沿着线索追查到底。即使她是案件的受害者，也并不代表她是无辜的，至少，在他看来不一定。

“所有东西在你这儿都有答案，”我问他，“你的未婚妻会因此感到厌倦吗？”

工藤似乎被吓了一跳，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我大概是把他惹生气了。他用冷淡而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花了一点时间思考答案："我觉得她已经习惯了。就算她确实因为这个不高兴，她也从来没说过什么。"

“那她很睿智。”我对他说。

他挑起半边眉毛，于是我继续说道：“古希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曾经说过，‘沉默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智慧，所以，傻瓜保持沉默，似乎是睿智的’。”

工藤随即指出，按照这句引言的逻辑，他的未婚妻保持沉默并不一定是因为她很有智慧，她也有可能是个傻瓜，只是显得睿智。我反问莫非他觉得她很傻，工藤否认了。但也许她真的很傻——她对他们之间的问题保持了沉默，之后她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跟一个愿意把她的情绪放在心上的人。

等甘利跟医生说完话，我们再次出发，回到饭山市，继续还原她失踪那天的行程。工藤问她是否记起了什么，但并没有。不过她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和医生的谈话——至少医生是这么跟她说的。甘利最近一直在担心自己的研究工作。她的研究很有前景，但她得写一篇论文证明这点，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全面详实的文献综述，才能把研究的背景交代清楚。

“只有这件事吗？”我问她。

她把目光移向一边。“这是其中的一项。”她又看向我的脸，试图让我放下心来，“不用担心啦。一点儿也不严重，真的！”

一点儿也不严重，不用我担心。好吧，毕竟我是了解她的，我是她的朋友。如果她真的有什么需要我担心的事，我应该会有所察觉。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知道，在甘利真的有什么事的时候，她其实是个隐藏高手。后来在花店，我再次确认了这点。甘利不记得她曾经来这里取走了一束紫色风信子，也不记得花店经理曾经想约她出来。不过，当工藤告诉她这件事时，她并不惊讶。她似乎对经理感到有些抱歉。“他好像人挺好的。”她对我们说，她对他没什么感觉，并且，在完成学业以前，她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我问她如果对方是她最喜欢的侦探呢，她也没有恋爱的打算吗。对此，她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个想法，甚至没有指责我开了个如此尴尬的玩笑。“我很崇拜工藤先生，”她纠正我的误解，“但我并没有爱上他。”她说完才意识到让工藤听到这句话有多么不礼貌。虽然工藤完全不介意，但在我们去墓地的路上，甘利还是花了整整十分钟道歉。她开始巨细无遗地讲起工藤这几年破过的案子，以此证明她作为粉丝的忠诚。在她历数完过去两个月的案件后，出于为甘利本人着想，工藤尝试让她停下，但不管用，她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

她能瞬间从一个非常狂热的粉丝，变成一个精明谨慎的人——规划好每一天、规划好她的未来她的整个人生，这样迅速的转变仍然使我震惊，使我难以理解，直到工藤问起她为什么会成为他的粉丝。“我知道自己是很厉害，每个人都希望对我有更多了解，”他开口道，整个人陶醉在自己的魅力里，“但你是为什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的呢？”

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遍了，所以当时我没怎么注意。她那套说辞我在梦里都能倒背如流：工藤新一从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几乎一年，但随着一个惊天悬案的破获，他再次回到镁光灯前，他揭开了那个古怪的亿万富翁乌丸莲耶失踪的真相。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工藤新一单枪匹马解决了十几起谋杀案，去到日本各地帮助那里的警察，甘利开始对他戏剧化的人设越来越着迷：即使是最最复杂的案件，他也能冷静地凭借蛛丝马迹找出真相；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所有人说出事实真相；他为了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而不惜一切代价。他的智慧让她觉得自己在面对复杂的局面时，不论答案深埋在怎样看似不相干的细节里，她也可以找到。这就是她成为粉丝的原因。

她讲到这儿，我以为整个故事就结束了，但没有。她接着说，工藤的才智让她着迷，但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崇拜。她觉得他们在进行一场深层次的、个人层面的对话。就像工藤为了揭开乌丸莲耶失踪的真相花费了数月，她也为了解决自己的案子花费了数年——在那个春天的下午，她父亲用那把铁铲对她母亲施暴的真正原因。

“我甚至想过要给你写信，”当我们把车开到墓园外时，她对工藤坦言自己曾经的想法，“我知道你对大脑解剖学还有生物学了解得不多，但我想，也许你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可以发现一些医生没有发现的东西。“她用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脸，叹了口气，“我花了一整个月写那封信，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实在是太傻了。”

“因为我没法帮你，所以你决定自己去找出真相？”工藤说。

在甘利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她的目光在我身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会儿。“对。”她说道，“我开始对这个感到痴迷，于是我想，唔，如果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思考这些问题，那我应该让它派上些用场！”

她开始对神经科学感兴趣，这是她后来遇到能登教授还有我的原因。

“关于你父亲的病，你觉得你，或者你母亲，应该有所察觉吗？”工藤问。

“我不知道。”甘利坦言，“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回想当时的情况，但每次回想后，事情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了。我想知道当初爸爸朝妈妈大喊大叫，是不是真的有我想象的那么愤怒；我想知道妈妈有没有留意他，有没有发觉哪里不对劲；我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从爸爸的眼神里注意到什么……”讲到这里，她被回忆的痛苦所淹没，唯一能做的，只是将一束新的紫色风信子轻轻放在父亲墓前。她的手在微微颤抖，但那束花鲜艳依然。

因为我们的缘故，甘利没有再回忆别的事情。天色渐渐变暗，工藤在招呼我们回到他租来的车里。我回过头，看到她仍然站在父亲的墓前。她的脸上带着巨大的犹疑，但是，她跟人们想象中的经历过痛苦的人不一样，她正努力睁大眼睛，好像要通过这久久的凝视，把眼前的一切都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而如果她闭上眼睛，这一切或许就会立马从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个瞬间，我发现自己跟甘利产生了某种共鸣。我闭上眼睛，努力尝试，却仍然想象不出她的表情，尽管前一秒钟我才刚刚看过。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在隔壁小隔间里看到她无数个欢快的笑容，但此时，她站在父亲的墓前，脸上的表情却是那么陌生。

尽管天色渐暗，我们却还要赶往最后一站——大原度假村，才能完成甘利被绑架那天的全部行程。在那个被荒置的度假村门口，我们看到一辆巡逻警车，工藤上前同警察说了几句话，告诉他们我们是来调查犯罪现场的，他们挥了挥手，让我们进去了。

甘利对自己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事实表示很困惑。这个地方不算特别偏僻，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但得知她祖母打算出售这处房产，并且看到通往这里的路都被封起来了以后，她也觉得犯人有可能在这里待上一阵而不引起任何注意。她很熟悉这片区域，小时候她在这里学过骑马，她还在这里接待过能登教授，当时还给了她一些折扣，因为教授很喜欢滑雪。

自从她上次见到这里——或者更准确点，自从“她还记得的上一次”，这处房产就被荒置了。马厩的一面墙上破了个洞，四周长满杂草。这个地方很古怪——景象、声音、气味都很异常，我希望这些能唤起她的记忆，但她走遍了整个区域，表现得却像是过了好几年才重新回到这里，而不是几天前才刚来过。我们带她去了那个她曾经被关押的马厩，还指给她看了那个装着尿液的水桶之前放置的位置。这让她感到眩晕，感到难受，她想知道为什么，她为什么会被绑架呢？

于是工藤对她讲起了我们发现的图钉和照片——照片上是她父亲的尸体，躺在一张尸检台上。她为什么会因为这个被绑架呢？

甘利在自己曾被关押的马厩四周看了看，甚至还拉了一下那根水管，她曾经被绑在上面。或许她觉得必须回想起什么，给工藤一个答案，但那没用。她什么都不记得，也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你能说些什么呢？”我问，“暂时不管周五周六的事，你父亲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甘利因为我强硬的态度瑟缩了一下：“我说过了……”

她没说过。她真的认为我们查不出真相？工藤新一是举世闻名的侦探，她清楚地知道这点，并且还把工藤视作偶像！

“我说过了，”她坚称，“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如果我突然的咄咄逼人让她受到了惊吓，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她没有因此而让步，但她在颤抖，心跳在加速，起伏的呼吸变得清晰可见。她像一只被逼退到悬崖边的羚羊，面前是一只凶猛的狮子。

工藤清了一下嗓子，说差不多可以回去了。我和甘利跟在他后面，没再说什么。

天色已经不早了，虽然工藤显然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我们觉得还是明早再继续比较好。我们先把甘利送回了家，我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家务或者杂事，好让她可以早点休息，但她坚持说自己没事，不需要帮忙。她朝这个世界上她最崇拜的侦探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她甚至无法朝他露出一个微笑，更别说对我微笑了。

工藤调转车头，准备送我回家。在路上，他问我甘利有没有可能已经想起了什么但却故意不说。如果他在一周前问我类似的问题，我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在这个晚上，我不确定。

工藤觉得我在被我自己的怀疑所困扰。在他看来，很明显甘利在别人面前会习惯性地表现出愉快的样子。“那倒也不一定就是用来伪装的面具。”他说出了他的观点。有时候，强迫自己表现出开心的样子，可以拉近跟他人的距离。如果甘利严苛地要求自己总是展现愉快的一面，他也完全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如果她不这样的话，可能就彻底断开了跟他人的联系，完全被悲伤的记忆和抑郁的负面情绪所淹没。当一个人习惯了这样的行为后，他常常会迷失在他的表演里。也就是说，通过假装活泼友善，他们实际上真的成了活泼友善的人。今天甘利对我的态度跟以往不同，并不代表那就是“真实”的她，这可能只是她的另一面。

“所以，”我对他说，“你其实是通过假装聪明才成为名侦探的？”

你大概会以为自信的名侦探会很不屑地反驳一下，然后开始自吹自擂，比如吹嘘自己在高中以前就已经把道尔的作品集读了十遍之类的。但工藤没有试图用他的丰功伟绩说服我，他只简短地回答了一句：“你这样一点也不幽默。”

不好意思，接下来的话请听好了：我很幽默。不仅如此，我还很优雅、很睿智、很时尚、很有魅力。工藤新一能跟我坐在同一辆车里，是他三生有幸。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以上任何一点，所以我不得不亲自告诉他。而他作为一个粗鲁的、毫无绅士风度的原始人，给出的反应是，翻白眼——这是一个在开车时绝对要避免的动作，但工藤的字典里估计没有“安全驾驶”这几个字。

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寓外，简单过了一遍明天的计划。甘利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的东西，工藤想知道她和甘利老师都隐瞒了些什么。根据这个我们要找出到底是谁为了某种信息而犯案。如果甘利不能或者不愿意帮忙，那工藤会自己去找。尽管现在已经很晚了，但工藤并不想休息，他希望今晚至少能查出一些眉目。我觉得他把这个工作说得太轻描淡写了，他的眼神非常纠结不安，我想，就是这个眼神，才让他所珍视的未婚妻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一直处于挣扎的状态。

我关上车门，重新坐回车里，对他说：“那我们就一起搞明白。”

“怎么搞明白？”

“这我不知道。”我说，“但是，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研究线索，然后把它搞明白。”

工藤从驾驶座的车窗看出去，没有找到可以停车的地方。

“你可以把车停在酒店，对吧。”我说，“那就去酒店。”

“别开玩笑了，你该休息了。”

“我没事。”

“是吗？”

我抬起头，问：“怎么，因为要带女人回酒店，所以紧张了？”

工藤眯起眼睛，什么也没说，给车子换了挡。

10. 大都会酒店的夜晚

10. An Evening at the Metropolitan

大侦探先生暂住的地方是大都会酒店，就在长野火车站旁边。那是栋巨大的建筑，拥有六间餐厅以及各种设施。即使是最有钱的客人，也会忍不住感叹一下它的奢华。之前听说工藤在这里订了房间，我觉得他一定是钱太多了想要找个地方烧掉一点，或者，他来得过于匆忙，图省事直接订了最方便的酒店，价格什么的都见鬼去好了。但当我们到达酒店时，工藤却拒绝了代客泊车服务，选择自己去把租来的车停好，这让我挺意外的。我问他为什么要自己去停车，他则表示肯定已经有很多人让酒店帮忙停车了。

工藤不需要泊车服务，他需要的是大都会酒店礼宾部的服务。他匆匆忙忙到了长野，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基本什么都没带。因此，他找人寄了一只行李箱到酒店，这样他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住到案件解决。礼宾部的服务员小姐就是为他提供完美服务的工作人员之一，因为亲眼见到了名侦探工藤新一，她倍感荣幸，朝他笑得十分甜美。我想，当她看到工藤直接在她面前打开行李箱检查东西有没有被动手脚时，一定感到非常尴尬吧！

“请问两位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她看起来很困惑。

工藤抬头看了她一眼，摆出同样困惑的表情：“两位？”

“她说的是我。”对他说完这几个字，我转头看向服务员小姐，“可以派人送一件浴袍和一把牙刷到房间吗？”

她笑得很热情：“当然可以，小姐。”

工藤脸上闪过一丝慌张，完全搞不明白我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解释说我们可能会一直研究证据到很晚，并且自从周五晚上起，我就连快速冲个澡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身上黏黏糊糊的。他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听了这个答案，他没有很愉快，但接受了。事实上，他又找到了那个礼宾部服务员，问她现在可不可以帮忙采购一些东西。如果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洗澡，那我也同样有必要换身衣服，不然这澡就白洗了。没人想在洗完澡以后换回穿过的衣服——更别说换回同一套内衣了。

她露出一点怀疑的神色，我忍不住想之前有没有人也派她去买过衣服，作为她职责的一部分。但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差事，工藤又另给了一些小费让她觉得跑这一趟腿很值得。接下来她只需要知道我穿什么尺码的衣服。

“喏，我给你写在这儿了。”工藤一边说一边把一张对折的纸条递给她。

服务员小姐瞪大眼睛看着他，感到非常尴尬——为我感到尴尬。

“我应该没弄错吧？”他问。

她让我看了一眼纸条。对，每一项都很对，精确到厘米——甚至包括胸围！我举起纸条狠狠瞪他一眼：“解释一下！”

他半眯起一只眼睛看过来，说：“我是说，我是个侦探嘛。”

很好，我想我有必要对那些希望成为侦探的人说明一点，“我是个侦探”——这，不叫解释。

工藤订的套房倒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甚至有一些设施连他都没有留意。我四处看了看，发现了一个可以做spa的按摩浴缸，它震动的噪音惹得工藤从主房间冲过来一探究竟。实事求是地说，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房间里除了睡觉以外基本上没干过别的，但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如果他一个人在这里待上一周，他会注意到这个按摩浴缸么？大概不会。工藤新一是那种一心扑在谜题上的人，不管是现实里的，还是小说里的，只要是谜题，就可以让他把别的所有事情都丢在脑后。

就比如现在，当我在套房里四处晃悠时，工藤已经把他的笔电放在了茶几上，调出了有关甘利父亲死亡的所有文件。“准备好开始了？”他问。

我在他身边坐下来，点了点头。我们开始工作。

第一项证据是甘利老师打给急救中心的电话。“你好，”她对接线员说，“我老公被剪刀刺伤，没有知觉了。他流了很多血，到处都是血。”甘利老师的语气平静而谨慎。即使是在描述现场的状况，她的语气也不像是刚和丈夫动过手，或者刚给了丈夫致命一击。电话里有隐约的哭声，在同接线员说话时，甘利老师也曾对女儿出声示意让她不要吵闹。老师向接线员陈述的事件过程很简单：当时她正在花园里，她丈夫从屋子里出来，然后开始和她吵架。为了不让邻居听见，她回到了屋里。他们继续激烈争吵，他的情绪变得很激烈，动作也越来越暴力，他开始到处乱扔她的各种工具，甚至掰弯了一把铲子。巨大的声响引起了女儿的注意，而她的父亲大原，就这样将变形的铲子朝她扔过去，铲子打在了她脸上。就在这时，甘利老师从工具包里抽出一把园艺剪刀，在她丈夫背上刺了一刀。

甘利老师的陈述清晰明了，就连事后被带去问话时，她的口供也保持了一致。警察想更多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甘利老师则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大原先生一开始是暴躁，还有发作无常的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暴力行为变本加厉。两个月后，这出导致他死亡的悲剧终于发生了。不过甘利老师并不觉得她丈夫真的有暴力倾向，她把他这些异常的情绪归咎于工作的压力，她相信，如果情况有所好转，他就会恢复正常。根据她的口供，丈夫不仅对她施暴，就连他们的女儿他也不放过，他对女儿的暴力行为，是压倒甘利老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女儿，仅此而已。

让工藤感到不对的地方是，在陈述完事实后，甘利母女接下来的回忆过于相似了。直到讲完大原先生朝他女儿扔了一把铲子，她们的陈述都是合理的。两人的口供有一些细微的出入：在甘利老师的记忆里，大原先生喊的是，“不要这样跟我说话，加樱！”但根据甘利的回忆，他说的是，“不要这样跟我回嘴，加樱！”类似这样的出入是意料之中的，也很自然。但是，她们接下来的描述却不是这样：她们都提到大原先生走到他女儿身边，因为她在大哭所以骂了她，他抓住了女儿的手腕，就在那个时候，甘利老师刺了丈夫一刀。两份口供使用了同样的词语，甘利说她害怕自己被杀掉，而甘利老师说女儿当时看起来就是很害怕被杀。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这两份口供可以印证一个推论——关于父亲身亡前一刻发生的事，甘利老师曾经教过她女儿应该说些什么。

这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许会被恪尽职守并且思维严密的警察注意到，但根据这份警方报告，负责调查大原先生身亡的那几个警察，根本和思维严密搭不上边。他们很快结束了调查，甘利老师被短暂扣留了一段时间后就被释放了，接下来也不会被指控。看完这些资料，工藤开始变得愤怒。“或许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很难证明，但这不代表连试都不去试了！”他朝着电脑屏幕大喊，“这些人竟然也敢自称侦探。”

“没几个人能达到你那崇高的期望。”我说。

工藤坚持认为这不是期望的问题。他知道他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聪明。但是，在看过警方报告以后，他失望的地方在于，他觉得那些警察压根不在乎。甘利老师的口供明显有所保留，但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还有他们的上司，完全没有就这些疑点继续调查。可能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人手，可能他们有别的线索更为清晰更容易追踪的案子。警方放弃追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处在那个位子上的人是工藤，那他一定会明明白白地在报告里写，现在还不能结案。就算无法破案，也不能就这样宣布结案。

这倒没什么好意外的。就像世界上只有那么几个人跟他一样聪明，世界上也只有那么几个人跟他一样在乎真相。他对解开未知谜题孜孜不倦的热情，是他今天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这和他的破案天赋一样重要。其他人没有像他那样的热情，不会像他那样坚持追求真相直到一切水落石出，可如果他因为这个在往后的人生里不断地感到失望，那他纯粹是在为难自己。他不应该为别人感到失望，相反，他应该为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感到自豪。这些，是与众不同的。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工藤，他看起来很惊讶。他沉默了一会儿，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我的话，然后问我有没有过一样的感受。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关于我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只认真思考过一次 。在那唯一一次的认真思考中，我得到了一些灵感，这些灵感把我引向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成为了我现在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每个人都会时不时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是组织倒台后的事？”他问。

又来了，工藤又开始了他非常热衷却令人烦躁的举动——问一些直戳别人痛处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我不用立马回答他。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那个礼宾部的服务员小姐派人送来了我们要的衣服——几件芙纱绘的时尚新款，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套洗漱用品和香皂。

“借下浴室。”我说。

“你还真的要洗澡？”他问。

“对啊，因为身上黏黏的不舒服。”

“你是在回避我的问题！”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回避，不如说我根本懒得理他。

酒店套房的淋浴很不错，虽然身上干净了很多，但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轻松愉悦。热水和香皂洗去了过去三十六小时累积起来的污垢，同时也让我有时间好好思考一番，关于工藤的问题和甘利目前的处境。站在工藤房间的淋浴下面，我很确定我们最终会证明甘利在关于他父亲的事上撒谎了，她和她母亲合谋欺骗了警察，在那之后，她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新方向，以及从此挥之不去的抑郁和焦虑，都源自于这个沉重的谎言。这么多年来，她的心灵一直沉重地背负着这个秘密，她很清楚，一旦她的朋友得知她做过的事以及背后的原因，他们就再也不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她了。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得不坐在人生的牌桌前，根据命运发到自己手上的牌，开始这场游戏——加注、过牌，或者弃牌[10.1]。

服务员小姐给我买的衣服还挺好看的。我得想个办法把钱还给工藤，这让我很头痛，但我更不想一直欠他人情。

洗完澡，我发现工藤已经在研究尸检报告了，可他一点也不专注。我刚从浴室出来，他的鼻子就开始异常兴奋。“什么味道？”他问，“洗发水？”

大概是吧。我在给酒店服务员的购物清单上加了一项，一款我一直想试试但又觉得可能噱头过多的洗发水。

工藤抬起头，注意力从电脑转移到了我的洗发水上。他问里面是不是添加了什么特别的成分，但我不打算告诉他——他大可以去浴室看瓶子上的成分表，但他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就等于承认了他的失败。想更体面地找出答案，他得靠自己的嗅觉，属于侦探的嗅觉。

工藤接受了这个挑战。他站起身来，带着专注的神情，伸出双手按住我的肩膀，凑近，仔细闻了闻。

“闻着有点像高丽参……唔，还有橙子？”

他的语气像在说某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但和往常一样，他又对了。虽然就我所知，厂商肯定不会用到真正的橙子，不过没差，这不影响工藤结论的正确性。“你可以在喜欢的人身上试试这招。”我说，“或许是个不错的破冰方式。”

工藤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轻轻松开了我的肩膀。

“开个玩笑。”我说，免得让他觉得太过尴尬。不过，他能闻出高丽参的味道，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换做是我，恐怕不会注意到这个味道，就算注意到了，也没法准确说出是高丽参。

“干侦探这行，就得有能闻出上百种东西的本领。”听他的语气，这个技能似乎无足挂齿。他又看了眼我的头发，问：“你准备留着那瓶洗发水了？”

没错，我是这么打算的。

“挺好。”他调整了一下笔电的位置，好让我们能同时看清屏幕。工藤在我洗澡的时候认真研读了法医的各种报告。甘利母女身上的伤痕和她们的口供是一致的，但死者大原身上的伤口却有一处疑点——验尸官在伤口上发现了胶水和纸屑的痕迹——与作为凶器的剪刀相吻合。毫无疑问，这把剪刀就是凶器，而奇怪的是，甘利老师一直把它称作“园艺剪”，但其实它根本没有被用来修剪树枝，至少在她丈夫身亡前的一段时间没有。对此，调查员的结论是，甘利老师用这把剪刀剪了别的东西，并且之后就没再用过了，但工藤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我也觉得甘利老师既然对园艺这么热衷，她应该会有更专业的工具。警察在检查她的工具包时，也确实发现了更专业的工具：一把类似于剪刀的刀具，里面装有弹簧，刀柄也更长，可以用来修剪各种小树枝。当时情况很紧急，她或许没有想到使用一个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但如果她想到了用这把园艺剪的话，那就可以更为迅速地杀死她丈夫。

这把剪刀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清晰的理由去怀疑甘利老师的口供，但是，在更仔细地看过大原先生的伤口之后，我觉得伤口的位置不太正常，它太低了。那处伤口是利器造成的，角度朝下，也就是说，凶器被举到了比较高的位置，然后刺中了大原先生，但伤口的位置却在后背中部。我只比甘利老师高一公分，而工藤跟大原先生差不多高。我们摆了几个姿势，我试图从不同的距离攻击工藤，但角度都不对。或许可以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伸长手臂刺向被害者，在他身上更低一点的位置造成一个角度向下的伤口，但对于这个案子，剪刀刀刃是合拢的——因此，刀刃和持刀者的手臂应该是垂直的。攻击他的人站得越近，剪刀和大原先生的皮肤表面之间的角度就会越大，最大可以达到90度。如果是瞄准特定部位的话，这个计算方式或许需要改变，但如果我们假设甘利老师并没有特别瞄准某个地方，那就说不通了。她必须要弯腰，或者不自然地扭曲身体，才能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在丈夫身上那么低的位置刺出一道伤口。如果要让整个过程自然发生，甘利老师应该比她的实际身高要矮上很多很多。

剪刀的刀柄很干净，上面没有指纹。对于这点，当时没人表示怀疑，因为案发时甘利老师戴着手套，但这不能解释刀柄上为什么没有溅到血液。工藤认为我们或许有必要搞清楚，如果要合理解释这个伤口的角度，我到底需要变矮多少公分，可我认为搞清楚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夜已经很深了，我感到很疲累，工藤还要开车送我回去，我觉得继续研究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酒店服务员给我的袋子，结束了周日一整天的调查。

第二天早上闹钟响起的时候，我已经醒了。今天是周一，公寓外的街道已经拥堵不堪，十分吵闹。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出发去实验室，检查样本收集数据，但今天显然不是正常的一天。工藤已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带着甘利去警局，警察们正在追查犯人是怎么得到大原先生尸体的照片的。我问他能不能帮忙去接一下甘利，可他人已经在警局了。他说如果我去接她会有什么问题，他也可以让甘利自己过去，但我坚持说没关系。甘利毕竟是我的朋友，能有什么问题？

“你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会这么喜欢钻牛角尖？”工藤在手机上回复道，“我没想到你会因为她这么激动，还以为你很能理解她来着。”

理解她，他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人压根搞不清楚状况。我能想到一千个我无法理解甘利的原因。尽管有过很多不幸的遭遇，但她看上去很清楚人生中想要做的事。至于我，一个一本正经慎重小心的人，从来没故意装作开朗外向。

就算我能理解，那也不是因为我曾经亲眼见到家人死在自己面前，而是因为，曾经有个朋友带着满脸不解和担忧看着我，她有感觉到我其实并不是她一直以来认识的那个人。我带着一个虚假的名字躲避组织的追杀，我有了朋友，有了属于自己新的生活，但是，终于有一天，我亲爱的朋友吉田，在上学路上把我拉到一边，问了一个我没有办法忽略的问题：

“其实你不是小哀，对吗？”

她是怎么知道的？是什么让她起了疑心？但最终，这些都不重要了。危险已经远去，追杀我的人要么已经身亡，要么被关进了监狱。我没有理由再向她隐瞒真相了，我也无法再隐瞒下去。只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问出那个问题时的表情——既担忧又恐惧，这样复杂的神情，并非出于未知，恰恰相反，关于那个无法忽视的真相，她已经非常确定，确定得让人感到害怕。

我把真相告诉了她，部分原因是我没法再看到她露出那样的表情。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她的表情确实起了变化，她内心深处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悲伤。她有很多问题——我还会留在这里吗？我还会继续现在的生活吗？我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最终还是让她失望了。不过，在谈话的最后，我的朋友看起来轻松了许多。那天放学后，她邀请我一起去吃甜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为之，这个邀请对她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举动，但无论如何，它一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突然意识到或许应该给吉田打个电话问问她的建议。但现在是周一早上，大部分规律生活的人要么在上学要么在上班，打电话只会打扰到她。我想，只要我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做，我也可以为自己找出一个答案。

在去甘利家的路上，我在另一个地方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当她打开公寓大门时，我拿出一盒糕点，她看着我，觉得我大概是疯了。但是，只有你对巧克力有那么一点喜欢，除非铁石心肠，否则你是无法拒绝一个刚出炉的巧克力可颂的。我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可颂递到她面前，她小心而轻柔地伸手碰了一下，最终把它从我手里接过去，咬了一口。

现在我不需要甘利告诉我她和她母亲、她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的已经足够多了。如果将来她愿意告诉我，我可以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工藤已经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为了尽快找到绑架甘利的人，他会把这些结论告诉警方，但我不一样，我可以等到她准备好主动告诉我的那一天。不管怎么说，我是她的朋友，并且，同她一样，我跟我所展现出来的样子也不完全一样。

话虽这么说，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好奇，现在就想知道答案。“那把刺中你父亲的剪刀，并不是园艺剪刀。”我开口道，“那是把手工剪刀，而且，那是你的剪刀，对吧？”

甘利的目光越过我，看上去很遥远，然后她很轻很轻地点了点头。

“嗯，我知道了。”我说，“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让自己打起精神。尽管我们马上就会在长野县警察本部见到工藤，但她坚持要回屋拿上她的帽子，那顶她最信任的工藤新一签过名的、印着“真相只有一个”的棒球帽。

“好了！”她锁好公寓门，说，“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案子吧，志保！”

“你到底是去解决案子，还是去再要一个签名？”我忍不住问。

她脸红了，把头上的帽子戴得更紧一点：“案子当然更重要啦，但如果工藤先生还有时间的话，为什么不再签个名呢？”

为了调查绑架甘利的人是怎么搞到尸体照片的，工藤和大和警官检查了公开记录的查看请求，发现有个叫鹤屋秋穗的人曾经申请查看过大原先生那个案件的相关资料。鹤屋小姐在另一个度假村担任会计，所以我们推断她也许认识大原家的人。然而，鹤屋小姐不认识大原女士，同时，仍然被扣留在警局的大原女士也不认识她。鹤屋小姐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但她对自己被卷进这件事的解释也不太站得住脚：她声称自己的信用卡被偷了（真是个方便的理由！），一定是那个小偷用偷来的信用卡支付了申请查看记录的费用。

大和警官表示很怀疑，她指出，一张被偷的信用卡作为证据是非常薄弱的，特别是她在信用卡被偷两周后才去报案，在这段时间里，非常凑巧地，她完全没发现卡被偷了。鹤屋小姐坚持声称自己不怎么用信用卡，除非紧急情况。至于那张卡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偷的，她也不知道。她在一个周末出了门，喝了很多酒，最后醒了过来。她估计自己疯过头了，并且，当时和她一起的人也多半不怎么靠谱。

“但他们没有把你所有的卡都拿走？或者直接拿走钱包？”警官问。

警官这么一说，鹤屋小姐也觉得挺奇怪的，但她认为这可能就是关键的地方，一张很少使用的信用卡按理说也不太容易弄丢。

“我来捋一下这件事吧。”工藤说，“你在某个周末出了门，去喝了酒，那天晚上的事你都不怎么记得了，在那之后你还有印象的是——？”

“我在床上醒了过来，脚脖子疼得要命，真不知道那天我他妈的到底都玩了些啥。”

“脚脖子？”我问。

鹤屋小姐卷起裤脚，拉下袜子，露出脚腕，上面有擦伤的痕迹。“好像被谁捆起来了，估计不怎么爽。”她解释道，“但也没啥大不了的，我是说，找乐子嘛，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过火了，你知道吧。”

[9.1] 译注：“14.1”，原文是“straight pool”，这是一种台球玩法，又叫“14.1 continuous”，通常要玩很多局才能分出胜负。当桌上只剩母球（cue ball）和一个子球时，本局结束，下局开始，“14.1”这个名字来源于下一局开局时子球的排布方法，即前文工藤新一描述的，把14个子球排在三角框里，留出顶点的位置，剩下未击入的一个子球（以及母球）保持不动。这个玩法的规则大致上是每打入一个球得一分，先得到某个分数的人获胜，因为要玩很多局，所以工藤新一才说没法根据桌上剩下的球推测谁更可能赢。（本译注主要参考中文维基百科词条“14-1”。）

[10.1] 译注：加注（raise）、过牌（check）、弃牌（fold）均为德州扑克术语。

后文：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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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考证了一下，第9章志保引用的那句哲学家语，应该是毕达哥拉斯说的。

* 第10章提到吉田步美用的称呼是“Yoshida-san”，也顺便针对后缀的问题说明一下。原文里的“我”对几乎所有角色的称呼都是有后缀的，大部分是“-san”，包括案件主角甘利，还有很后面会出场的服部平次；只有对工藤一个人的后缀是“-kun”。此外，工藤对志保的称呼，不管是“灰原”还是“宫野”，都跟动画里一样没有任何后缀。甘利和能登教授对志保的称呼分别是“Shiho-chan”和“Shiho-kun”。

一个小吐槽：工藤新一那一大段关于台球的bb真的让我头秃，我不会打台球，只大致知道8球的规则，查了半天以后发现台球有好多不同的规则……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XD

工藤新一带妹子回酒店是为了研究线索，然而又是买衣服又是抓着肩膀闻人家头发的味道，这种操作谁顶得住2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