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扶林道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翻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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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大原家族度假村

07. Ohara Family Resort

根据车牌号，那辆白色面包车属于一个位于富山市的景观设计公司，但很快警方又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家公司的车左右两边都有公司标志，但监控录像拍到的这辆车车身上什么都没有。绑架甘利的人用的是假车牌，好掩盖行踪。要把车牌做得以假乱真到能通过警方盘查几乎不可能——大和警官表示不记得有在长野查到过类似的事件。她决定联系日本警视总厅的人来对车牌进行调查。趁着她去打电话，工藤查了一下嫌疑人的财务状况。如果买假车牌要花很多钱的话，那么最可疑的，就是那些手上持有大规模投资或者大额现金的人。

从已知的嫌疑人里，工藤列出了三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速水医生、甘利的祖母大原，以及能登教授。我作为第一个发现甘利失踪的人，其实也有嫌疑，但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个假车牌。甘利的母亲是高中老师，收入不算高，估计也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花店经理的情况也类似。跟这两个人相反，速水医生的诊所很赚钱，如果有需要，他可以轻易得到一大笔贷款。而能登教授并不仅仅只有教授的薪水，她早年已经靠几个专利小赚了一笔。至于最后的嫌疑人大原女士，她从已故的丈夫那里继承了几处在山里的房产。这个信息引起了大和警官手下一名警探的注意，他说甘利老师曾经跟他提到过大原家的产业。尽管这名警探有些犹豫要不要基于一名嫌疑人的证词对另一名嫌疑人展开调查，但工藤觉得很有必要，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不排除一些最显而易见的事，而之后又发现这是破案的关键，到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后悔”。

但追踪这条线索并不能光靠蛮力。我们联系上了大原女士的房产经纪人，假装是对他们家房产有兴趣的买家，经纪人在电话里没有透露太多细节，但她表示还有另外的买家也联系过她，并且那人还问了不少细节。这些信息，已经足够激起工藤的好奇心了。

“这样的话，”他问我，“你想一起去趟山里吗？”

老实说并不想，这是去查案又不是去度假，可是，有些事我们不得不做。考虑到出远门打车或者坐公交都有诸多不便，工藤去租了一辆车，我们一道向饭山市郊外的山区进发。

大原家这处房产显然已经荒置了一段时间。通往别墅的路上被拉起了一条铁链，路面也泥泞不堪，坑坑洼洼，雪上加霜的是，工藤的开车技术简直糟糕透顶。本来他应该集中注意力躲开路上那些坑，别让我们在座位上晃来晃去，但他忙着到处张望，想看看路边会不会有什么线索。我从没开过车，可现在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学车的事了。

土路尽头有个看起来像是保安室的小房子，值班的保安从窗户里挥了挥手示意我们停下，别墅外并没有门或是路障之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保安，车子可以直接开进去。因为大原家不希望那些在山里乱晃的游客闯进他们的私人房产，他让我们出示身份证明，又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工藤回答说我们正在考虑购买这处房产所以过来看看。其实我觉得他这番说辞一点都不可信，毕竟我们俩还很年轻，但工藤演得很认真，他假装炫耀那个订婚手镯，还有一个被他叫作“闪亮发信器徽章”的东西，努力打造出一个喜欢在身上戴些奇奇怪怪小玩意儿的富二代形象。保安似乎信了，挥手让我们进去，接着就玩起自己的手机了。我甚至都不确定这个保安室里有通电。

别墅已经年久失修，房子外面杂草疯长，旁边的工具间墙上破了一个洞，几袋化肥被扔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漏出来，浸透了地板。

总的来说，我们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现在能理解大原家为什么想卖掉这里了，它的面积不够建一个设施齐全的度假村，但或许会有人想在这里盖一栋房子作为度假别墅。对这个地方我暂时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光线已经在慢慢变暗，我觉得我们应该迅速调查完这片区域然后赶回城里。刚刚保安没提过他最近有在附近见过什么人，也没说为什么大原女士在丈夫死了这么多年以后突然决定要出售这里，我们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在这儿待着了，但工藤还在继续调查。我们往一个废弃的马厩走去，就在这时，他发现地上有一些轮胎印。一旧一新的两组轮胎印混在一起——雨停之后旧的轮胎印已经干了，而新的轮胎印没有旧的那么深，因为路面变干以后也变硬了。有人进出过这里。

“报警吧，找个安全的地方，别让人看见你。”工藤对我说，“我进去看看。”

他大概是疯了才觉得我会听他的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以为只要带着那些博士的可爱小发明就可以万事无忧？他都有些什么？一个充气式足球，外加一个装了小机关的照明手表，仅此而已。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对这些不靠谱的道具这么有信心！它们或许能靠出其不意制服一个犯人，但如果是枪战，这些玩意儿最多也就让我们有一半的幸存概率。退一步说，我一个人躲起来也并不会更安全一点。工藤见我没有听他话的意思，把手表给了我。调查开始。

我们小心地观察着马厩，但也知道我们的动作是隐藏不了的。手表的光劈开黑暗照向前方，踩在泥土和干草上的脚步嘎吱作响。“有人吗？”工藤喊了一声，没有回应。我不知道此时应不应该希望这里有人。

我们开始一间一间检查马房，查到一半时，一些有可能成为线索的东西出现了。第一样东西是一张照片，上面扎着一枚图钉。照片掉在马房外，尽管落了一点泥土在上面，但我们能看清照片的内容：某具尸体上的一处刺伤伤口。工藤表示我们现在不能碰这张照片。再往马房里走一点，后墙上有一根垂直的圆形水管，估计是进水系统。水管上有刮擦的痕迹，大约在腰部高度的位置。另外，周围有隐约的氨气的味道，我们找到了气味的来源，一个装着某种液体的黄色水桶。因为光线太暗，工藤一开始无法判定里面到底是什么液体，我伸出手在液体上方停了一会儿，发现它还有些温度。

“是尿液。”我对他说，“这人应该刚走没多久。”

工藤双眼闪烁一下，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踮着脚退出了马房。他掏出手机开始联系大和警官，请她迅速派人到现场进行勘察。与此同时，我们飞快跳上租来的车，冲向保安室。

里面没人。那个保安和他的车都消失了。

在被问到那个保安时，大原女士推说自己不知道，但那个水桶，还有形迹可疑的保安，已经足够让警方把大原女士以及她的二儿子，大原与太，留在警局进行更详细的问话。可是，随着时间每流走一分，甘利遭遇凶险的概率就增加一分，即使进一步盘问只有48小时，但到时候她很可能已经被带出了长野县，又或者已经被杀害了。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开始搜集线索。工藤向他们简单说明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哪些东西我们碰过了，哪些没有。现在他变得乐观起来：“绑架甘利的人并不想杀她。”他的依据是现场没有发现施暴的痕迹。她可能遭到了一些精神上的伤害，但最坏就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可以对接下来的事态抱有希望，虽然她被带走了，但暂时没有性命之忧。或许绑匪曾经索要过赎金，而甘利老师因为害怕没有对我们说实话。

种种推论都让人感到筋疲力尽。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感觉追踪这个案件就像走在莫比乌斯环上一样，永远没有希望看到终结。能登教授打电话过来询问新进展，可我什么都说不出口。除去被要求保密的案件细节，我要怎么跟她说甘利曾经像牲口一样被绑起来？又要怎么跟她说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她？

警察在马房里紧张地搜证，希望能找到帮助追查绑架犯的东西，比如毛发一类的证物。工藤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那张照片上，除了这张照片，我们后来还找到了一截很长的黄色纱线。目前，工藤认为绑架犯是为了知道某些信息才对甘利下手的。那张照片里的尸体是她的父亲，而正是被特写的这处伤口导致了他的死亡。“为了使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证据变得合理，我也做过同样的事。”工藤对我解释道。

那么，根据工藤的观点，这个绑架犯也是个侦探？

对此，工藤不会直接点明，但很显然他正在思考这个可能性，这背后暗藏的逻辑却让我隐隐觉得不安。他来这里是为了帮忙寻找甘利，但现在他其实把自己摆在了绑架犯的位置上进行思考。这让我觉得难以接受，为什么要把自己代入犯罪分子的思维？我的大脑无比抗拒这个想法，它现在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亲眼见到甘利曾被关押的地方让人不寒而栗，那种恐惧非同寻常——像被捆住的羔羊，战栗地等待屠刀落下。我几乎感觉到铐住甘利手腕的手铐也在铐着我，冰凉坚硬的触感让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这种想要呕吐般的不适感使我丧失了对饥饿的感知。警方的搜证还在进行，太阳即将落山，我们需要补充能量才能应对接下来的疲惫。为了防止破坏证据，警察不允许在犯罪现场附近吃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在远离马厩的地方简单吃点能量棒或者喝杯咖啡。我虽然不饿，但也无法继续在这个令人恐惧的现场旁边继续待下去了。尿液原本不会散发特别重的气味，但我敢肯定，即使是在别墅的另一边，我也能闻到。

一小时后，工藤、大和警官还有其他人陆续从马厩里出来，打算休息一会儿。当别人都在吃东西喝咖啡补充体力时，工藤却径直钻进了他租来的车，他把手机连在笔电上，一边咒骂山里微弱的信号，一边点开网页搜寻有关甘利父亲那起案件的信息。他确信我们肯定遗漏了什么，甘利父亲的那个案子是一块关键的拼图，绑架犯的身份，以及绑架甘利的原因，都与这块拼图息息相关。我想，如果此时现场有一个菜鸟侦探，他一定会厌恶工藤浑身用不完的精力，他大概会想，这人以为自己是谁啊？其他人都在休息，只有他还在坚持工作。我也觉得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从早上我们拜访速水医生起，他就没吃过东西。我可不想看到他突然累倒在地，毕竟，按照规定，只有他才能把那辆租来的车开回去。

我拿着一块能量棒，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坐到他旁边，他始终紧盯着电脑屏幕，就连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抬头。我默默把能量棒放在他身旁，他却很快拿开了：“我等会儿再吃。”

“不行，现在就得吃。”我坚持道，“虽然‘对真相的追求，本身就是回报’，但这不包括提升你的血糖浓度。”

“你到底花了多长时间翻我笔记？”

长到让我能看懂一点他那些奇怪的简写。但也只是一点而已，还不足以完全搞懂。

工藤叹了口气，把笔电放到一旁，撕开了能量棒的包装。“好吧，你肯定非要啰嗦到我吃为止，”他说，“我现在就吃。但是，关于‘对真相的追求’那句话——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不是分手后才开始相信这个说法的？”

他冷不丁被能量棒噎住了。我说真的，这么容易就被看穿的人，到底是怎么成为“平成的福尔摩斯”的？

工藤从包里掏出一瓶水，喝了一口，对我解释说他是为了试图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追求，才想着要时刻记得那句关于追求真相的话。“解决案件本身应该是有意义的，可有时候，你解决了一个案子，却没有成功阻止罪犯；还有一些时候，你解决了一个案子，但已经没人在乎。”他拧紧了水瓶，看上去自信又坚定，“但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时候，如果最终能找出真相，总归是好的。”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会成为他和未婚妻之间的问题？

于是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叹了口气：“我太专注于案件了，就连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

“即使你从小就喜欢她？”

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坦诚一点吧，不如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事情弄成这样我又没什么好自豪的，我想过要挽回她。”他想要挽回她，可惜已经没机会了，他一直想要挽回她。他拜托了一位共同好友去邀请她参加一个聚会，他本打算问她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想告诉她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在努力把工作和他们的生活分开。但已经太迟了。她已经开始和别人约会，一个医学院牙医专业的学生。“牙医到底有什么好的？”他忍不住说道，对了，别忘了工藤新一其实有点儿小家子气，他不完全是在开玩笑，但他很快调整了情绪，“他们在一起很幸福，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呢？”我问。

他皱起眉头：“请问你以为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谁？最棒的侦探！”

“你不想找个漂亮女朋友来证明自己已经放下她了？”

他有点反感我的话：“这跟长相无关。除非我决定认真对待一段关系，否则我不会去跟别人约会谈恋爱。”

倒还挺高尚的。

“干吗？突然对我的感情生活这么感兴趣？”他眯起眼睛，问道。

我只是在担心甘利的安危，但如果工藤是因为他失败的恋爱经历而像个苦行僧一样拼命逼迫自己，那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现在还算比较欣慰，至少工藤还没有愚蠢到不可救药，至于这个话题，以后再找机会继续吧。当然，工藤觉得我刚刚说的根本不算是答案，只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转移了，因为我问了几个关于案子的问题，他很乐意同我讨论这个。他提出了一个推断，犯人绑架甘利是为了逼问她父亲死亡时的具体情形。在看过那张掉落在地上的照片后，工藤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当一个人在抵抗丈夫家暴时，为什么手里拿的会是一把园艺剪刀？又为什么会是从背后刺中他的呢？”他说。

最初的调查遗漏了如此重要的问题，实在很古怪，但随之而来的推论更让人感到恐怖：甘利老师谋杀了她的丈夫，而大原女士为了证明这一点，绑架了自己的亲孙女，她被裹在蓝色防水布里，带去了某个地方，至今生死未卜。我们或许还有机会抓到绑架犯救出甘利，但其余的，已经无力改变。

“对真相的追求，本身就是回报。”工藤重复道，“但是，真相能不能带来美好的结果，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样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听上去无比悲伤，可我无法反驳。

就这样，新一轮的调查开始了。警方在这片区域搜寻了可能有用的监控摄像头，询问附近的路人以及来过大原度假村的访客，看他们是否有注意到什么异常。他们还安排了一名画像师，根据工藤和我的描述大致画出那个冒牌保安的样子。画像有助于在抓到嫌疑人后辨认真凶，但对追踪嫌疑人起不了太大作用。今天的一切都让人疲惫不堪，尽管警察买了点披萨以帮忙支撑过夜里的调查工作，但它无法缓解我胃部的绞痛。

考虑到我和工藤会一起工作到很晚，大和警官告诉我们警局里有个上下铺，平时如果有人忙得没时间回家会在那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如果有需要，也可去那里躺一会儿。但我一点也不想睡觉，尤其是在很多陌生人走来走去的地方。我不是侦探，现在我找到的线索也不多——仅仅能确认甘利仍然很危险而已。继续查下去，我也不过是翻出更多悲伤的不为人知的往事，而它们对解决案件毫无帮助。

即使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我也不觉得会有结果。甘利加樱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她遭到过父亲的暴力，又亲眼见到父亲被母亲杀死，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让她感到抑郁。但她努力让生活继续，她读完了生物化学硕士，继而进入领域内著名的研究小组攻读博士。她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她知道一些秘密，有人对她心怀不轨，于是，可怕的事情终于降临了。如果最后她被发现倒在一条小巷里，那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她，就算找到了，我们还能认出她的尸体吗？

从这个角度说，甘利的生与死构成了一个经典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故事。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因为自己可以预见却无能为力的选择在痛苦里挣扎。姐姐挣扎过，她知道给她下达任务的人不会信守承诺，他们从来就没打算兑现和她达成的交易。她试图抓紧手里的筹码，但最后，王牌都在他们手里。她的筹码不够跟他们谈判，她是个随时可以被丢弃的棋子。于是她被随意地丢弃了，甚至不如一枚从杀手枪口里掉出的弹壳。工藤也挣扎过，虽然他的故事没有那么重的悲剧色彩。他努力向未婚妻证明自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太迟了。他在试图改变自己，但也清楚地知道，他的改变不够快，所以她已经投入了另一个怀抱。他害怕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但他无能为力。

我也一样。姐姐死的时候，我拦住那些跟她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他们杀了她。我挡在他们前面绝不退让，即使我知道跟他们对抗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可能会死，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死了。我在他们眼里无疑是个威胁，必须被铲除，我逃亡了一年，每天都在想，明天会不会就是我最后一次睁眼看到朝阳。我很清楚对抗组织的后果，但我内心更清楚的是，如果放弃为姐姐报仇，我会再也无法面对自己。

甘利也一定有过同样的感受。她违背了母亲的意愿，主动联系了祖母，因为她了解真相。她试图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但这种状态始终是摇摇欲坠的。她一定有过那样的感受——隐藏着许多秘密，就连我也没告诉。我做过同样的事。躲避组织的那一年里，我遇到了一些人，在无依无靠的时候，我和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大多不知道组织的事。这样是最好的，这样他们才安全。后来，组织瓦解了，我活下来了，但我失去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爱我的朋友，可我没有告诉他们真相。

工藤和他们不一样，他自以为很了解我，因为从头到尾他都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组织在追杀我。但即使聪明如他，也会对一些东西毫无察觉——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让我更有安全感，不会像一本翻开的书一样，被人轻易阅读。即便如此，待在工藤身边会让我有一种窒息感，他锐利的目光随时可能会看穿我的谎言。我感觉自己沉在水下，就要溺亡在汹涌的记忆里。我还能看见光从不远处的水面透进来，但我的视野已经扭曲而摇晃。我看见的一切都不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我努力尝试入睡，但很难。窒闷的空气里，好像一直有光从公寓外面射进来，穿透我的眼睑。从现在起每一分钟，我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个想法，从现在起每一分钟，都可能有噩耗传来。

1:30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工藤。他准备过来带我一起去现场，他们已经找到了她。

虽然我不喜欢工藤待在身边的感觉，但在这种时候，他的存在变得很恰当。姐姐的死，我多少预见到了一点，我们这些组织出来的人，死于非命实在没什么好意外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姐姐的照片和工藤新一的照片被放在一起，他在调查姐姐的死，试图在所有相关涉案人员都被杀掉前，解开这团用谎言和谋杀编织的网。他没能救下姐姐，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不是很聪明吗？他不是应该能解决所有案子吗？但这一次，他没能把相关的线索联结在一起，没能找到真相。那天早上，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我就知道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要见到工藤新一，我倒要看看，“平成的福尔摩斯”究竟是不是浪得虚名。

在夜里见到工藤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受了。他站在公寓外，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严肃。“我们会找到真凶的。”他说得很坚定，尽管我很感激他的坚定，但也知道这不过是为了让他自己，还有我，都能稍微镇定一点。如果工藤不能及时解决一个案件，他会不停地质疑，他就是这样的侦探。他会一直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因为相信他头上那些天花乱坠的名号，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要解决每一个案子。这样的自我期望，是来自于他的偶像福尔摩斯吗？我说不准。但这样一个人，会把工作带回家，会忽视他爱的人——虽然不是故意的，似乎也不奇怪吧？

在甘利家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有人找到了她。便利店的一位顾客注意到了地上卷起来的蓝色防水布，于是让店员过去查看了一下。现场已经来了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就在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猛一下意识到自己不该来这儿。我不想来这儿。得知姐姐死讯时，那已经是个既定事实。我看到的是照片里仍然微笑的她，而不是一张苍白的、死去的脸。但工藤不会害怕这个，我跟在他身后走向救护车。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直到我们走得足够近，可以看清躺在担架上的甘利时，我才发现他们正在给她输液。所以我看到的不是一具尸体，她还活着。尽管双眼紧闭，但甘利还活着。

我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可我没法再继续看着眼前的一切。过去的两天太艰难了。我开始放声痛哭，就像当年得知姐姐的死讯时一样，但现在的眼泪和那时毕竟是不同的，只是我不在意了。

工藤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展开，然后递给我。“我们会找到真凶的。”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带着沉重的悔痛，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挫败的侦探。他精力充沛，斗志高昂，闪烁的警灯丝毫影响不到他。他已经卸下重压，虽然觉得有些迟了，但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08. 反常的节奏

08. Abnormal Rhythm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曾经想过自己将来会不会成为一名医生，但在去过一次医院以后，这个想法就彻底改变了。那时候我深深迷恋着组织里的一名杀手，他看起来很冷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消灭敌人时绝不犹豫。直到后来等我长大了一点才明白，他对危险的藐视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疯狂。但在那之前，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

尽管没人能打败他，但他执行任务回来时，偶尔也会带着擦伤、刀伤或是其它原因造成的伤。不太严重的时候，他会直接无视，或是随便简单处理一下。但有一次，他被一根钢筋刺穿，不得不说他的确是条硬汉，即使伤成这样，反应也还是一样灵敏。我们无法处理这么严重的伤势，觉得有必要送他去医院——一家跟我们关系不错并且从来不多话的医院。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在他康复期间，我去了一次医院，那时的感受让我终生难忘。医院本身是个治愈伤者、关怀病人的地方，但我却感到坐立难安。医院里有各种顽疾，一切治疗方案都不起作用；医院里各种设施看上去都一尘不染，但实际上却沾满病菌；医院里的人要时刻保持坚强保持安静，尽管死亡就在身边——这一切，都让我打消了学医的想法。

等待甘利苏醒的时候，过去种种关于医院的不适感再度袭来。凌晨时分，我和工藤坐在等候室里，我很希望能睡一会儿，却根本睡不着。我无法不去注意医院里那特殊的气味。我睡不着，我感到非常疲倦。等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值班室里的护士在整理文件，偶尔有其他医生护士经过。不久后，这些经过的医生护士也不再引起我的注意了，没人跟我们说话。清洁工过来清理垃圾桶，但里面几乎是空的。

七点左右，能登教授来了，她在我旁边坐下，递过来一瓶水：“你看起来糟透了。”

教授说话有时委婉有时直白，全看心情。她虽然身材娇小，个性却很强。

“你最好睡一会儿，”她坚持道，“但别靠在我身上。”

我打起精神，对教授说我还好，以前熬夜是家常便饭，现在这点事不算什么。比起我，她更应该担心工藤。他坐在我们对面，身子轻轻靠在椅背上，看起来不像在睡觉而是在沉思。整整一个小时里，他都一动不动。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问甘利的情况，我在告知他们现状的同时，也提到了工藤其实是个很没礼貌的人，即使他长着一张赏心悦目的脸。工藤对这些话毫无反应，他大概是真的很累了，比我想象的还要累。

“至少吃点东西。”教授递给我一块能量棒。

我跟教授说我不饿，她很快自己吃了起来，她从来不给人反悔的机会。

“到底发生什么了？你知道吗？”她问。

“您知道她父亲的事吗？”我反问她。

“知道。”她说。其实那天在实验室的时候她就可以告诉我们，但除非有人问起，否则她不会主动提这件事。

“因为您尊重她的隐私？”我问。我倒不知道教授把学生的隐私看得这么重，要知道当年我刚加入实验室时，她花了不到五分钟，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教授还说如果他们在英语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她眯起眼睛，说：“我知道我经常大大咧咧的，但我也明白有些事不宜公开讨论。”

这话我信。尽管我们在研究上有着密切的交流合作，但其实我对她的私事知之甚少。我知道她没结婚，也没听说她有跟谁约会。她有一件来自附近某滑雪胜地的夹克，但之前有人问起时，她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是朋友向她推荐过那边的雪道。

我们接着聊起目前为止我和工藤的进展，在得知我们挖出了这么多有关甘利的往事后，教授表示很吃惊：“他是真的很敏锐。”

“他本人和你听说过的工藤新一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说。

教授挑挑眉，看了我一眼：“你和他一起待了两天，没觉得很愉快？”

我们是在调查甘利失踪的事，又不是去度假。“甘利把他当作天神一般的存在——大错特错。工藤新一这个人既粗鲁又傲慢，总是自以为是，还喜欢好奇一些不该他管的事情。”

“这么说来，他很适合这份工作。”

“他可以适合任何工作。”

“这听上去可是相当高的评价啊。”

噢，教授当然会喜欢工藤新一出现在周围，她跟他一样，也常常好奇一些不该好奇的事。我直白地说出了以上看法，教授没有否认。

“我经常有些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时候太过好奇了，反倒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她坦言，“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很确定一点：你和加樱，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不一样。”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真的吗？”

“也没什么特别的。”教授对我的态度不以为然，“这么说吧，我们有过邮件交流，后来在JNS[8.1]大会见过面。她很清楚她的目标，她想来我这儿，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学术上的抱负。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很清楚自己必须完成某件事，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有人曾为他们做出过牺牲，而他们需要弥补。加樱是这样，你也是。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这点，所以约她在大会上一起吃了晚饭。你猜猜我当时问她什么了？”

我闭上眼睛，说：“为了实现目标，她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以及如果最终失败了，她又打算怎么办。”

“你和加樱是真正有潜能的人。”教授继续道，“这就是我招你们来组里的原因。”

教授经常说起这个——关于潜能，关于如何让自身的学识和经历真正变得有益。从这个角度说，教授秉持这样的理念选择了甘利和我成为她的学生，倒是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是，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理念呢？过去我仅仅知道她是个非常成功的学者，手里有几个药品专利，跟制药业合作密切。她靠提供咨询赚了很多很多钱，根本不需要继续当教授。要知道，教授并不是什么轻松的职业，经常加班，竞争激烈，很难出人头地，但她好像从来没想过要去做别的。

不过我也没机会问出自己的疑惑了，一位护士过来告诉我们甘利已经醒了，但我们还不能马上去见她，大和警官还有其他警察要先进行问话，可他们人还在警局，我们只能再等等。当然，教授对此十分不满：“全日本最好的侦探就在这里，你却说我们不能进去问她几个问题？”

“不好意思，这是医院的规定。”护士说，“请耐心等待。”

“那就赶紧叫他们过来。”教授说，“不然加樱还要一个人在病房里躺多久？”

“我们正在打电话通知警方。”

“不用了，”工藤说完，把手机放回口袋里，他看上去很清醒，“我刚给大和警官发了短信，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教授和我对视了一眼，她问：“你什么时候醒的？”

“我本来就没睡，”工藤解释道，“我在思考。”

“别开玩笑了。”

工藤看了我一眼，说：“我一直很适合这份工作，对吧？”

我抄起教授那块能量棒的包装纸，朝工藤脸上使劲一扔，粘在包装纸上的巧克力在他下巴上留下一道棕色的印子，顿时让人心情大好。虽然工藤没觉得好笑，但教授和我都挺满意的。

过了不到半小时，大和警官带着她的手下一起来了，他们在病房里待了很久，直到医生坚持说病人需要休息才出来。他们问了很久，却没什么收获：甘利完全不记得自己被绑架的事，她的记忆停留在去看医生的前一晚。警官问了关于花还有看病的事，但她一点都答不上来。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她有关这段痛苦经历的记忆被抹去了。大和警官找医院要了一份甘利的毒理学检测报告。尽管问话没什么进展，警官仍然保持很乐观的态度：整个绑架事件非常的怪异，她觉得或许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这是连续犯罪。犯人绑架了受害者，但没杀她，甚至都没有伤害她；他搞了假车牌，把受害者藏在公共场所，为了搜集某些信息撬开受害者家门——这个作案模式太特殊了，这附近一定还有类似的案件。警官准备回去仔细检索一番相关的档案库，在离开之前，她对工藤说，希望他在接下来的单独调查中能有一番好运。

考虑到甘利现在一定非常疲倦，工藤认为让我和能登教授先进去看看她会比较好，并且他也不希望自己问话的时候教授在一旁，所以最佳方案是让教授早点同甘利说完话然后自行离开。此外，他还提到没人想被一直重复问话，何况问的还是有关于可能已经造成创伤的痛苦经历。“首先要确保她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他对我说。

“你可真体贴。”我说。

工藤皱起一张脸，斟酌着语句试图做出合适的回应。“那个，唔……”无论他到底想说什么，他只憋出了几个无意义的音节。“你是最了解她的人，”他最终说道，“如果你觉得她没准备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

不用他说我也会这么做，但我也得承认，他这番话让我松了口气，至少我不用在必要的时候强硬地站在他的对立面。工藤有时候是个极端的、一意孤行的人，现在看到他如此柔和地处理甘利的事，我觉得还挺奇怪的。

他们让我先进去看望甘利，但搭上门把手的时候，我却犹豫了。当你看见一个熟悉的人的脆弱面时，你会心情很复杂；同样，当一个脆弱的人面对自己的朋友时，她也会感到不知所措。我站在病房门口，听着身边的护士来来往往，听着病房另一侧的轮床沉闷地滚过地面，试图赶走脑海里的种种思绪，感觉好点之后，我转动门把手，感受到它内部的机械装置在手心震动，然后走进病房。

甘利坐在床上，看着窗户的方向，但窗帘被拉上了，她一定很想看到刚刚升起的朝阳。我走进病房门，看到她猛一下转过头来望着我，拉了拉被单盖住身上的病号服。“志保？”她的声音虚弱而沙哑。她痛苦地清了几次嗓子，端起水杯喝了一小口，然后示意我进去。

“住院期间可没有工资发哟。”能登教授说完，瞄了我几眼。

甘利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让他们把电脑给我，但他们不同意。教授，我能请一天假吗？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教授说完，两人一起笑了。教授的玩笑话起到了预想的作用，但即使是她也没办法维持轻松的气氛。“现在感觉怎么样？”她问。

甘利似乎感到尴尬，可能是因为被人看见穿着病号服。除了病号服，她身上还连着各种检测仪和静脉输液管，她伸出胳膊，心电监测仪和其它各式各样的管子跟着她的动作一起晃动。医院就像个巨大的蛛网，而她是黏在网上的一只小昆虫。

“别想太多。”教授建议道。

甘利点点头，靠回病床上，陷进一堆枕头和垫子。她绕了个弯子问起她的祖母：大原女士真的被拘留了吗？是的，教授答道，她接着问甘利是否觉得祖母会企图对她不利，对此甘利坚决否认了，她说她无法想象这一切，但她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大和警官告诉我们的那样。

“那天早上的事你也不记得了？去看医生的事？”教授问。

甘利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重新看向教授：“我不是很想谈这个。”

“志保已经知道了。”教授解释说，“是她自己发现的。”

能登教授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旁敲侧击的人，但就跟早上一样，我并不喜欢她现在的做法。甘利身上可能只套了一件病号服，但能登教授的话却让她彻底曝光，她揭开了被认为是秘密的往事，夺走了她最后一层如薄纸一般脆弱的保护，让她一无所有。甘利看向一旁，把对警方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关于她失踪的事，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能登教授站在病床边，说：“不用太担心，有些事忘了说不定更好。”甘利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但教授没有理会，她很乐意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你们俩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甘利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感谢她的一番好意，但在我们提出异议前，教授已经径自离开了病房。她把注意力转到了我身上，看上去不太自在：“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我知道她父亲的死是她母亲造成的，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看心理医生，以及，她应该是在墓地祭拜父亲的时候被绑架的。

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并没有很震惊。她向我道歉，就像人们经常会在没什么可道歉的时候道歉那样。她盯着对面的墙壁，笑了一下。这种事情总是难免会被人发现的，对吧？无论如何，这是她为自己找到的理由，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或许从一开始她就应该坦率地对待这一切，而不是在被人揭开秘密后才为自己的沉默感到愧疚。

“你不用内疚的。”我说。

“谢谢你这么安慰我。”她露出一个悲伤的微笑。

好吧，如果她不相信我，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总是让罪恶无所遁形，也因此而声名远扬，也许她会相信他吧？

甘利似乎意识到了我在暗示什么，她坐起身来，看向门口。等在外面的侦探在我的示意下迅速闪了进来，小幅度挥了挥手，打个招呼：“哟！”

心电图的滴滴声越来越快，但甘利因为过于震惊，已经没有余暇去想这个声音其实有点尴尬。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

“是的。”工藤打断了她。噢，这种时候他可真是乐在其中，简直到了无法自控的地步。他咧开一个大大的傻笑，好像自己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时刻准备着为美丽的委托人小姐排忧解难。他甚至朝她鞠了一躬！怎么没见他对我这么彬彬有礼过？“工藤新一，私家侦探，乐意为您效劳。听说你是我的粉丝，希望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很怀疑你行不行。”我说。

工藤皱了皱眉头：“怎么，甘利小姐对我的期待非常非常高？”

我没说话，这让工藤非常不爽，但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让我很爽。本以为甘利会不太高兴，因为我对她的偶像态度如此恶劣，但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工藤，整个人都在还震惊的状态之中，像一条被熊抓住的鱼。

“工藤先生在亲自调查这个案子？”甘利的脸色有些苍白，感到很不好意思，“您不用这么麻烦的。”

“一点都不麻烦，我很乐意帮忙。”工藤安慰她说。

甘利看了看工藤，又看了看我，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她想了想，说：“工藤先生，我相信您。不过，您可别太快破案了，万一我还没反应过来，案子就破了，以后还怎么跟别人炫耀啊。”

工藤笑了起来，他保证说有任何进展都会立刻告诉她。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侦探的粉丝，她应该享受整个过程，对吧。工藤是这么对她说的，然而我却注意到，每当甘利看向别处时，即使只是一瞬，工藤看她的眼神就会变得颇具审视意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说聪明人脑子里的齿轮总在转动：一切看起来都有某种必然性。自然的法则和永不回头的时间之矢，让机械时钟永远转动，从不停歇。可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再精确高效的机械钟也会因为磨损而越走越慢，秩序会被混乱取代，信息也会永久流失。此时此刻，工藤落在甘利身上的目光让她心跳加速。心电图清楚地记录下了她加速的心跳，每一下跳动都像是钟表的滴答声，在它完成七万次跳动之前，工藤会彻底看懂她，并且，找到真相。

[8.1] 译注：JNS，即Japan Neuroscience Society，日本神经科学学会，这是个真实存在的学术组织。

后文：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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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开头处工藤新一问宫野志保，“how do you feel about a trip to the mountains?”，也就是，“一起爬山吗？”（这个梗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