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扶林道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翻译授权）

前文：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回忆

11. Reminiscence

工藤认为，当遇到两名被害人由于未知的原因遭遇了同样的犯罪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她们之间的共同点。被害人之所以被选中，一定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标准或者遵循某种模式——至少，最简单直接的逻辑是这样的。然而，新出现的被害人鹤屋小姐，在很多方面都和甘利完全相反。甘利在感情方面比较单纯，攻读学位期间不打算恋爱，而鹤屋小姐喜欢跟陌生人搞一夜情，她男朋友不仅同意，甚至还很支持，因为压根不相信婚姻，他们俩也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甘利是科学家，鹤屋小姐却没有固定的职业，在她过往的人生里，她当过诗人，写过歌，还参与过很多社会活动。甘利虽然不记得绑架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的行踪有很清晰的时间线：她跟母亲吃了饭，去做了定期的心理治疗，然后去祭拜了父亲；鹤屋小姐则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她跟谁在一起，被带去了哪里，或者有没有被下药。

她们之间仅有的共同点是，同为女性、被不知名的犯人袭击绑架，并且根据推测，她们应该被人下了药，所以才不记得这段经历。事实上，除了弄丢信用卡，鹤屋小姐对别的事都毫不在意，她是断片儿了，但既然没出什么大事，干吗还要管那么多？“你们没法把记忆传送回我脑子里。”她说。

警方联系了鹤屋小姐的男友，看他是否还记得任何她被绑架那天晚上的事。他的态度跟鹤屋小姐没什么不同，不过他确实还记得一点那晚的事情。鹤屋小姐到家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她是被一个自称是她朋友的女人拖到他们公寓门口的。鹤屋的男友并不认识她所有的朋友，他当时有一些警惕，但那个女人没有进他们家门，他随即打消了疑虑，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什么根据。

鹤屋小姐成为绑架犯的目标并没有特别直观的原因，她和男友名下基本没什么钱，她跟家人的关系不算太好也并不疏远。最近一段时间她生活得比较拮据，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她主要在给一些网站和新闻机构写关于信州音乐团体的文章，同时，她还在给一个客户代笔，那人自认为是个历史学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却没什么写作能力。

除此以外，关于鹤屋小姐为什么会被绑架犯盯上，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进展了。或许她只是个机会目标——没什么人牵挂她，所以绑架犯可以拿她做个犯罪试验，又或者，他们可以很方便地盗取她的身份。工藤承认这些推断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仍然倾向于寻找鹤屋小姐和甘利之间的共同点，他觉得也许只要再多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就能发现些什么，他不希望错过这些线索。

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没办法再多花时间和精力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上午很快就结束了，我收到了能登教授的短信，她问我是不是还在当工藤的跟班，她到底要怎么处理我的实验。不过幸好，有一个同事可以暂时帮忙处理我的日常工作，但他不可能一直帮下去，我也不可能无限期地调查这个案子，即使是为了甘利。可我也不想就此停止调查，甘利当然会原谅我，但有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就比如，要是组织的那些人一直逍遥法外，我一定会彻夜难眠。

工藤当然认为我是在犯傻。在他看来，我已经花费了五年时间在我的研究还有学位上，我不应该为了一个奇怪的案件而耽误自己的工作，并且现在已经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在调查这个案子。“除非你正在考虑要转行成为侦探。”他朝我投来一个得意的眼神，这让我觉得很讽刺，他很大胆地做了一番推理，但得出的结论是个百分之百的错误。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捉弄我，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把他宝贵的时间花在这种事上是值得的。当他终于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可以尽管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决定，但如果我不愿意放手这个案子的话，那就一直调查到底好了。在他看来，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提醒工藤说，我跟他的那些嫌疑人不一样，他别想通过看穿我的心思来给自己找乐子。但抛开这一点不谈，我想他或许是对的。有时候，你被一些事情折磨，却又无可奈何。我很清楚这种感觉，因为我经历过。

在能登教授给我的第一封邮件里，她写道：“我们在日本公安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跟我提到了你。你的资历很适合来我的研究小组。希望你可以抽空来一趟信大，凭借你的天赋和学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其他人的想象力都不足以驾驭的事。”

在警方摧毁组织并将大部分成员逮捕归案之后大约六个月，我收到了这封邮件。那个时候我仍然在适应新生活——每次出门不用再小心翼翼查看四周的新生活。虽然我觉得这个邀请很有吸引力，但我仍然面临很多障碍，甚至很难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机会。灰原哀仍然忙于学业，如果要去一趟信州大学，她必须要向学校请假，而这还没开始考虑该如何向我的养父阿笠博士解释。能登教授是一位教授，是的；但阿笠博士就是“教授”，对我而言他永远都是，尽管这只是个荣誉头衔[11.1]。博士虽然笨手笨脚，严重缺乏自制力，但他却是一个可爱而睿智的人。在把我捡回家之前，他并没有自己的家庭，但他喜欢跟好奇心强爱问问题的孩子们打交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导师的角色。我想，如果我放弃“灰原哀”这个他为我专门取的名字，他一定会很难过，但他欣然接受了。在我还没跟他谈起这个话题之前，他就已经察觉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并不快乐。一直笼罩着我的来自组织的威胁消除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对普通女孩的平凡生活感到厌倦了。学业对我来说微不足道，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反而是我需要故意在考试中犯错，为了不惹人注意。而我的朋友吉田也已经确定，我并不是我口中所说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我们似乎就注定要分别了——要么等到毕业，要么等到我对谎言感到厌倦。不过，我曾经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忍受平凡的生活，作为宫野志保，我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惊心动魄，我为什么还会需要回到那样的生活呢？

然而，在我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开始重新考虑这件事了。我的朋友们为我准备了一个很棒的生日派对，送了我他们做的最美味的蛋糕。当然，他们不知道我过的其实是二十岁生日，而当时我也觉得那不过是个小小的谎言，并没有多想。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取出了一件珍藏已久的东西，一个人慢慢地听完了它的内容——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盘磁带。因为预感到自己或许无法陪伴我的成长，她为我录了二十盘磁带，最后的这一盘，就是为我二十岁生日准备的。在之前的磁带里，妈妈讲了一些她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以为这次也会听到更多有关研究的内容。但没有。她把最后一盘磁带留给了别的：姐姐、爸爸，还有，她自己；她希望我能在人生中找到一些让我感到热情的东西；她解释说，尽管她为了自己的研究放弃了很多东西，但她并不后悔，即使她知道她在为一个邪恶的组织工作，知道那些人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她不能因为这个而放弃为组织工作，她不能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和她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志保，”她在磁带里说，“如果最后我和你爸爸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结果，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之所以全力以赴，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所以，就算最后什么都没得到，那也没有关系的。即使有重来的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付出了我们的全部，如果回过头来说我们当初没有更努力一点，那是不对的。我们已经全力以赴过了，所以我不后悔。志保，我希望你也不会后悔。”

如果她在我被迫接手他们的研究之前就告诉我这些，那不知该有多好！如果她早告诉我这些，我也不会面临今天这样一个处境。话又说回来，妈妈从来不认为我研究的药物是什么好东西，她把它叫作“可怕的东西”，她开发这个药，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实在太感兴趣太有热情了。那颗“银色子弹 ”把他们从我和姐姐身边夺走了，他们在研究成功之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他们寄予了全部希望的这项伟大研究。当然，组织那些人对这项被我父母捧在手心的研究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父母的梦想也就这样湮灭在时光的洪流里。妈妈希望我能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如果是作为灰原哀的话，我不得不等待很多年——如果我还想要实现梦想的话。

那天晚上，我跟公安的那位朋友通了电话，我们谈论了关于能登教授的事。他毫不犹豫地为她做了担保。长野县的“久远寺”暴力团[11.2]垮台后，她曾经帮忙寻找工作岗位安置了几个流浪的帮派成员。像我这样加入过犯罪组织，但想从此过正常生活的人，很适合去她那里。不过，我的朋友对我想寻找这样一个机会感到很惊讶。“你想追随你母亲的脚步？”他说，“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她的研究让她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我要追随妈妈的脚步，那是我自己的事，至于他对我妈妈明目张胆的爱慕，他自己留着就好，不用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我默默在心里记下一条，绝对不要对小男孩太善良，搞不好他们那暗恋的炬火就要为我燃烧一辈子。不过，降谷先生虽然有疑虑，但他对能登教授的评价很高，给了我足够的理由去见她一面。降谷先生问我还准不准备问问其他人的意见，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我拜托博士帮忙请了病假，然后从阿笠宅出发了——以宫野志保的形象，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没有了往常的伪装，出门的感觉很奇怪。我等了很久，为了确保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去了学校，我不用再担心会碰到他们，可我还是忍不住想，万一真的碰到了，我应该怎么办。

离家远一点以后，我感觉好些了。等我到了火车站，比起撞见朋友，我更担心撞见组织的人。日本公安、FBI、CIA，他们并没有把组织一网打尽。尽管已经过了一年，警方仍然有几个漏网之鱼，不过那些人级别都很低，对组织了解得也不多，并没有对我构成威胁，至少情报组织的朋友们是这么认为的。组织的大鱼都要么落网要么身亡。理论上讲，我是安全的，但直到上火车前，我都小心翼翼地留意着四周的情况。登上去长野的火车后，我也没有放松警惕，我仔细地观察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记下他们的举止，据此推断周围这些人有多大可能是一名我不知道的杀手。

也许降谷先生是对的。应该再躲一躲，不要试图再回到另一种的生活。保持伪装并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再过几年，那些知道我是宫野志保的人很可能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也就不会再来找我了。要不是已经上了火车，我可能就会转头回家，然后把去长野的想法抛到脑后。但等我到了长野以后，如果立马买一张回程车票掉头回去，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于是我出了火车站，前往信州大学。

校园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大部分建筑都属于实用性较强的专业，比如计算机工程和纳米技术。在校园东侧的高新科技中心，能登教授有好几个她专属的房间。教授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敲了敲门，她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来，就直接让我进去了。她正忙着给一篇论文做标注，用一支红色马克笔尽情涂画着。她像个艺术家在往画布上猛泼颜料，但无论往那张纸上泼多少红墨水，都不能让她满意。

教授让我坐下等了五分钟，才读完了那篇论文，她嘲笑那是个糟糕透顶的外行之作，写论文的人估计连滴定管的两头都分不清楚。接着，她把那篇论文和其它几篇也在审阅的论文放进一边的档案夹，这才和我进入了正题。她已经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并且也已经了解了很多——非常多——关于我本人和我的背景。很显然，她曾经和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一起工作过，因此她非常清楚我的家人一直都在做什么，也清楚我在成长过程中被迫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但她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经历，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的倒台真的是因为工藤新一也参与其中了？教授解释说她只是想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来到这里的——包括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她说，“现在我知道了你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你是否拥有写出下一章所需要的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实验室，向我介绍了几个博士后和研究生。跟我预想的不同，教授只告诉他们我有兴趣申请她的研究生所以过来参观一下，而其它有关我的背景的信息，她只是很含糊地提了一下。她带我去了主要的实验区，展示了里面的仪器设备，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之前在诱导细胞凋亡方面的工作。我试图向她解释这个研究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并不能带来什么益处，但教授有着不同的看法。她对它潜在的促进长寿的作用没有太多想法，但如果细胞凋亡制剂可以定向攻击肿瘤的话，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可以对抗多种癌症的强大武器。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能登教授总是这样——只要她认为会有好的结果，她不介意使用一些其他人会有意识避免的科学技术。

这就是能登教授的动力：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在她眼里，我是有天赋的。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已经学会了这么多东西，接下来我只需要四处看一看。她的学生在通过金鱼和小鼠的实验，尝试揭开有关记忆的奥秘。他们正在测试人们如何与头戴式虚拟现实装置进行交互，以及手眼协调如何转化为数字模拟信号。这里有很多我可以做出一番研究事业的课题，她也非常乐意提供机会让我成为她的学生。“你是想先上个高中，花一两年迅速念完再申请大学呢，”她说，“还是说，你想跟我一起，得到一封不错的推荐信，现在就开始做出一番有影响力的东西？”

在我眼里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论。如果我保留灰原哀的身份，让一切顺其自然，我的人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能登教授承认，我的天赋不太可能会改变，但会因为停止使用而略微退化。如果我真的愿意忘记一些已经学会的东西，那是我的选择。如果我认为多花一些时间去过普通天真的生活更有价值，那也是我的选择。但她不希望我低估这样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几年前夏天她带过的一个学生。他对研究充满热情，但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动物实验的各个方面。他离开了，能登教授答应把他推荐给其他同事，因为他虽然在动物实验方面遇到了问题，但他仍然有足够的资质去别的实验室开展研究。“我时不时会听说他的近况，”她对我说，“但已经两年了，如果他再走进这里，我肯定无法把他和一个普通学生区分开来。”等待的时间越长，我忘记的东西就会越多，就会被那些走在前面的人甩得越来越远。我父母的梦想早已落空，而我也不过是靠着一些“运气”，才重新找到了以前关于APTX的研究，用以开发解药。如果不是因为手机里存着照片，假以足够的时日，我甚至连姐姐的样子都可能会忘记。

尽管我觉得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能登教授的态度让我有点不安，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原因。直到后来开始跟着她工作，我才意识到她对自己的研究有多么专注。除了科研以外，她只有很少的爱好，也不需要伴侣，或许是因为没兴趣，或许是因为没时间。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她特别热爱工作，做起事来冷静而又干劲十足。

因为这些疑虑，这些我当时解释不清的疑虑，我等待了尽可能长的一段时间，才接受了教授给我的机会，几周以后我再次联系了她。那天我回到家里，仍然在思考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是否真的可以为了这个放弃灰原哀的身份。这是个机会，我可以用我所学的东西去做一些事情——把我经历过的罪恶变成有益的成果——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诗意的东西，某种我认为我父母会理解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或许接受这个机会前我应该再多考虑一会儿。关于这点我当然没有告诉工藤。不过当他说起我像是在神游，问我到底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我坦言是在回忆第一次去长野的时候，他的心情变得很不好，显然降谷先生向他透露过我因为一个机会打算去长野的事，这让他感到不快，因为我单独找了降谷先生希望能借一下他的人脉。“你应该很清楚，最好不要百分百相信那个家伙。”工藤说，“你应该找另外的人再做一次背景调查。”

好吧，如果我真的请他这位名侦探先生帮忙，我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那个时候，他很忙，忙着开始他的大学一年级生活，忙着让未婚妻搬过来和他一起住，以及其它各种事。我可以肯定，让他帮忙做背景调查这件事的优先级非常低。他真的能查出什么我并不知道的事情么？

对此，工藤没有答案，我觉得这甚至比他无缘无故的烦躁更令我感到恼火。不管怎样，发生了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虽然最初有所担忧，但我在长野的生活还不错。我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能登教授的态度，但我已经很久没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了。这几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只在节日的时候才给自己放个假，回一趟东京的家。虽然这几天我都在和工藤一起调查这个案子，但这不代表我会永远放弃我的研究。只不过有时候，你会被某种直觉攫住，在那个瞬间，你不希望放手。

一件让我感到后悔的事是，我当时没有听从我的直觉。我不是指接受能登教授那个机会的时候，而是指我一开始就对她产生怀疑的时候。如果我当时听从了自己的直觉，也许就会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能登教授虽然没什么爱好，但她很喜欢去山里滑雪，也很喜欢登山。她是一个登山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她认识了这个绑架案的第二名已知受害人，鹤屋秋穗。并且从那时起，能登教授就和鹤屋小姐很熟。

12. 能登美乃里

12. Noto Minori

能登美乃里从小在长野市南边郊区的千曲市长大。她一直对大自然充满迷恋，根据一份公开的档案资料，她父母认为无论何时，他们都更可能看到她浑身脏兮兮而非干干净净的样子。他们一直相信她将来会从事有关生态学或是农业方面的职业。但与他们的预期相反，未来的能登教授选择了一条获利更丰的道路，她专注于实验工作，试图解开人类思维的奥秘。在东京的四年里，她与顶尖的神经科学家一起研究大脑对压力和创伤的反应。她把这些经验带回了京都，开始研究人类记忆的形成。她前后在札幌和名古屋两个地方做过博士后，后来接受了信州大学的教授职位。她在位于松本市的理科主校区工作了两年，在那里，她的职业生涯有了重大突破——她发现了一种活性成分，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找到了新的药物，这个药物，被称作“Leze”。能登教授的发现使她在大学里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她利用这一影响力，在离家更近的长野市组建了新的实验室，并为大型制药公司提供Leze及相关药物的咨询工作，这为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钱财，足以让她将大部分收入捐给慈善机构，比如说，一家面向残疾人的小型疗养院。

能登教授显然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身上，她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很有先锋艺术造型的小房子，很独特，但她完全买得起更大更奢华的房子。

我和工藤还有几位警察敲响教授家门的时候，她正在享用外卖。我们的到来让她有点生气，因为打扰到了她的晚餐，但她让我们进屋了，我们开始了问话，教授一边吃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

她认识鹤屋秋穗吗？认识。她们是同一家登山俱乐部的成员。她声称自己并不知道鹤屋小姐被袭击的事——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就连鹤屋小姐自己都是今天早上才意识到这件事的。她们并不算特别熟，但鹤屋小姐曾经在教授的疗养院做过志愿者。除了鹤屋小姐，教授也向别人提供过这样的志愿者机会。

工藤似乎很惊讶，他问我：“她也找过你？”

我不记得有类似的事情，但能登教授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在信大的第一年，她给了我几个月的时间适应新的环境，然后问我想不想做点其它事情，在攻读学位的同时让生活变得更丰富一点。她记得我当时拒绝了她，因为我不想分心，她也就没再提过这件事，觉得我可能也不太适合这样的工作。我还是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印象，但我想我当时一定是想先确保在研究上的进展，至于别的拓宽生活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说。

能登教授也问过甘利，但她也拒绝了，理由跟我类似。教授对此一点也不惊讶，她特意没有提起给疗养院捐款的事情，觉得这样可能会有利益冲突，像是故意给我们施加过度的压力让我们去做志愿者——好像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是站在她的对立面。

“你这么需要志愿者？”大和警官问。

“我认为，我的学生应该要充实自己、找到自己的观点，这很重要。”教授说。她对疗养院很上心，因为它很特殊，专门照顾患有精神缺陷、记忆衰退或者其他类似的疾病的病人。“人的精神是很脆弱的。”她解释说，“你们现在把很多很多东西当作理所当然：比如你们看见了我的脸，就记住了我是谁；比如你们很容易就能想起一分钟前我说了些什么；比如你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知道今天午餐吃了些什么。而看到那些人——只要你的大脑可以正常运转，你就不会忘记。”

我们问她甘利和鹤屋被绑架的时候她人在哪里，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甘利的案子她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我们了解到，在鹤屋被绑架的那个周末，能登教授和三名登山俱乐部的成员在野泽温泉村[12.1]爬山，所以她不可能亲自实施绑架。如果她要对鹤屋和甘利下手，那肯定是雇了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教授，”我开口道，“关于甘利和她父亲的事，您知道些什么？”

教授有点不高兴：“你想说什么？没错，我知道加樱已经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大脑某些部位的损伤会对人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我私下里调查了她的背景，因为我需要知道她是对整个领域有着笼统的兴趣，还是希望做一些更具体的东西。”

“然后你发现她想做一些更具体的东西。”警官说。

能登教授点了点头。“她有非常特定的做研究的动机，所以很适合跟我一起。”她看了我一眼，“对吧，志保？”

“这是为什么呢？”工藤问，“您为什么要找甘利小姐，或者宫野这样的人呢？”

“动机正确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鹤屋小姐也有类似的动机？”警官问。

教授笑了，她不屑地摆摆手，仿佛鹤屋小姐只是一只无害的小昆虫：“小秋身上没有搞科研的基因，她最大的动机就是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折腾自己。”

“那您是否知道，甘利小姐在有关于她父亲的事上并没有讲真话？”工藤问。

能登教授皱了皱眉：“你在说什么？”

教授看起来不知道甘利父亲那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或者，她只是不承认自己知道。尽管警探们费了很多功夫想问出些什么，但能登教授的说法在这点上始终保持不变。尽管她的确有能力实施绑架，但确切的动机仍然不明朗。再加上她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警方需要找到更多的犯罪证据，才能把她带回去做进一步问话。

大和警官仍然有一些想法。如果能登教授雇了人替她实施这个犯罪计划，那她不得不需要一个代理人，或者在一些网站招揽她需要的人。警官请我们前去警局，跟团体犯罪部门的几位警察聊一聊。但天色已经不早了，工藤也有点饿了，当私家侦探的好处之一就是他可以自行决定工作时间，他现在很想去吃信州拉面，所以跟警官说晚点再去找他们。我则觉得跟警察待着不太合适，并且我也饿了，所以我决定跟工藤一起。他对这一带不熟，如果他的心思过于集中在案子上，他肯定会碰上一家拉面馆就直接进去，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上吐下泻。如果是这样，这个案子就更破不了了。

尽管我很怀疑，但工藤坚称自己完全有能力找到一家不错的餐馆，并且他丝毫没有分心。他反驳说：“如果我刚刚分心了，就不会找个借口让警官他们先回去，抓住机会跟你单独待一会儿。”

我皱了皱眉：“你什么意思？”

“你不担心吗，能登教授的这些事？”

工藤真是喜欢在最糟糕的时候把话说得不明不白。好吧，我当然担心。虽然她是我的导师，但如果我说我百分百地信任她，那就是在撒谎。我总觉得她心里藏着某种更大的计划或目标，并且肯定不会告诉我。出于各种原因，我把这些顾虑放到一边，我以为她只是对进一步的事业发展感兴趣，并且想通过某种隐秘而强硬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就算别人认为她的方法不够柔和，她也一点都不在乎。所以我才认为她并不是个阴险的人，她似乎不屑于去搞一些报复性的小动作，或是充满怨恨的恶毒行为。

不过，我必须得承认，她所隐瞒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她在研究什么奇怪的东西吗？她或者新来的学生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工藤问，“肯定有什么东西能把所有事件串联起来。”

就算有，我也说不上来。能登教授只有甘利和我两个学生。她正在积极地招另一个学生进组，有时候也会从其他教授那里“借”几个学生过来以增加人手，仅此而已。她有各种各样感兴趣的课题。甘利在研究大脑的某些区域，以及脑部损伤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我的研究方向是脑癌，关于如何让药物穿过血脑屏障[12.2]这一难题。而根据教授以前的工作，她本人无疑对记忆的形成和激素波动所引起的行为变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

“但她选择甘利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工藤说，“甘利和你。”

我耸耸肩：“她很奇特。”

“拜托，灰原。”

噢，我真希望他没有说出这个名字，如果被我们认识的人听到他用这个名字，只会引起一堆麻烦。更何况，他这样做真的很低级，他以为只要叫出这个我在长野从没用过的名字，就能掌控我？我知道你是谁，更知道你以前是谁——他不就是这个意思么。不要忘了我永远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肯定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会忘记这个。

“拜托什么？”我看了他一眼，“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你可以问我，没准儿我会给你个答案。”

“你认真的？”

“你是个侦探，不是么？你真的需要我给你提供信息？”

工藤很生气地瞪着我，表情很阴暗——面对仇人都不见得会这样，在我的记忆里，他只露出过一次比现在更阴暗的表情。我没想到我会把他惹到这个程度，但也没机会问他了。我们刚好走到了一家我知道很有名的拉面店，工藤也懒得停下确认我还是不是跟着他。他弯腰从门帘下钻进去，然后从柜台底下拖出一张凳子。他甚至都懒得稍微抬一下那张凳子，凳脚划过地板，尖锐的声音像一头受伤的牛羚在嘶鸣，但别的客人并没有注意他。

我不确定那个瞬间自己是什么一种感觉——可能有一丝丝同情——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放缓了语气，问：“你在想什么？”

他的手指在柜台上敲击着，无须怀疑，他肯定正逐一检视在脑子里打转的一千个问题，好找到那个他最想知道答案的。最终，他开口道：“跟她一起工作，你其实感觉很糟糕，对吧？”

这是个很不舒服的对话，虽然能登教授隐瞒了很多东西，并且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法完全搞明白她到底隐藏了什么，但我从来没感觉到她有恶意。而以前遇到组织成员的时候，我凭深入骨髓的本能，可以立马感知到那种邪恶的气息。能登教授从来没有给我类似的印象。尽管工藤有所顾虑，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丝担忧。我觉得他反应过度了，对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过于关注。

“完全没有。”我说。

工藤并不买账。我们坐在柜台前，对着两碗信州拉面——混合了大麦的黄色面条。工藤带着一脸怒容，说：“我真的搞不懂你。”他说得很直截了当，这话其实可以当做是一种赞美——前提是我是他手上某个著名案子的涉案人员，而非一个正和他一起吃拉面的同伴。“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能登教授了解你的背景，但很明显甘利小姐完全不了解，好吧没关系。我之前觉得很奇怪，但这是你的事，我不想干涉——可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你就像急急忙忙故意造了一面墙要把我挡在外面，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能登教授，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想开始新的生活而已。”我说，“你未免太抬举我了。你真的认为我有那个本事能瞒着你任何事情？”

工藤没有立刻回答我。他花了一些时间把拉面里的蛋黄和蛋白分开，然后把煮熟的蛋黄放进嘴里咀嚼了几下。他盯着柜台的另一边，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才说：

“我是个侦探，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信息。”他一边说一边用勺子搅他的拉面汤，“如果你希望我像对待被我审问的嫌疑人那样对待你，可以啊。但你最好小心点，如果能登教授真的跟这件事有关，你还是找个安全点的地方待着比较好。”

“哦，比如你的酒店房间里？”我说，“如果是想找个新女友的话，我劝你说得更委婉一点。”

“我是在担心你的安全。如果有必要，那就订个酒店，不要待在自己的公寓。或者去朋友家住一段时间——但不要去甘利那里，我们都知道她家的安保系统不靠谱。如果你愿意，来大都会酒店住也可以，我在你身边帮你看着点儿总归更安全些。我不是要告诉你该怎么做，反正你根本不会听我的。建议就是这些，你自己好好想想。”

工藤的行为在我看来很没道理。他的心情很糟糕，他在担心一些不该担心的事，这让他整个人都很别扭。我对跟着能登教授做研究这件事有所顾虑吗？当然。我有打算小心行事，可如果他因为不能打个响指就变成身披闪亮铠甲的骑士而感到沮丧，那就只能怪他自己了。他不可能凡事面面俱到，尽管他大概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能看出他在这点上有着多么不合常理的忧虑。

“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总是要求自己解决每一个案子、保护每一个无辜的灵魂。但我也算不上无辜，更不是什么不知所措绝望地等着人来保护的公主。”

他哼了一声，说：“你真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才跑来长野？因为这个我现在还待在这儿没走？”

如果是这样那再好不过，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点。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到工藤跟能登教授一样，朝我展现出完全陌生的一面。工藤正专注于他面前的拉面汤，而我忍不住想他会不会再次建议我待在他身边，以及我还有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再次拒绝他。他看起来是个很直接的人，但他也有无限的能力使我感到惊讶。

我们结束了晚餐。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跟工藤说我今晚要回家了。他显然不赞同我的决定，但也不打算再多费口舌去改变我的想法。他提了另一个建议：“如果你想好好谈一谈，你知道在哪可以找到我。”

“你这人真的太自以为是了，你觉得我一晚上不跟你说话就受不了了？”我说。

“随你怎么想。”他说完，翻了个白眼。

下午回到家后，我从衣柜里翻出了一个旧的木条状的东西——那种可以卡在门把手下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你用腿抵住了门，任何人都无法从外面把门打开。我还戴上了养父给我的多功能手表，它带有内置手电筒、追踪发信器和其他一些估计不太合法的功能。我检查了所有的窗户，确定它们都上锁了，我还在每扇窗户前放了一张粘蝇纸，如果入侵者来了，他应该会收获一个惊喜。在门的内侧，我放置了一个小石像，并在它的底座上系了一条丝带，这样第二天离家时，我就可以拉住那个石像让它贴住门的内侧——这是以前组织的人会使用的招数，用以代替需要另外花钱购买的报警系统。最后，出于更进一步的谨慎，我改了报警器的密码，并且把控制面板上的指纹都擦干净了。

晚上九点，沉重的疲劳感已经让我没有力气再做任何事。如果这些措施仍然挡不住入侵者，那我也只好接受被绑架的结果。这个念头当然不能让我轻松一点，我感到身心俱疲，那种感觉就像猛灌了两杯意式浓缩，而残留的咖啡因还在体内燃烧。所有这些安全措施——我已经很久没有采取过这些措施了，这一整套习惯性动作，已经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好多年，但现在它们迅速回到我的脑子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动作。这很令人惊异，不是么？过去那些蹂躏过我们的经历，会留下如此深远的印记，甚至，当危险已经远去，我们也决不会真正忘记它教会我们的东西——即使忘记这些可以更好地生活。

工藤完全不能专注于他自己的事情。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没理他，一小时后我又收到了一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每十五分钟就发条信息过来，好像得不到回复就誓不罢休。我很怕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报警了，只好发了条回信过去，当然，他对此很不爽。如果你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想搭理工藤，这么说吧，我们开始在手机上交流以后，他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能登教授仍然跟一些久远寺暴力团的前成员有联系，而他们之中可能有人处在无业的状态，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

事后看来，这些推断都很合理。能登教授对自己的知识成果有着非同寻常的掌控。与久远寺暴力团的联系或许可以帮助她利用她的发明牟利。就算她把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她从中得到的权力和影响力，都是无可取代的。

既然我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我决定做点有用的事情。能登教授很喜欢挖她学生的底细，那我本着公平的原则，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读了一些她在科研展会上的事迹，还翻看了一些有关她在高中时帮忙出版校刊的记录。我并没有锁定一个特定的方向，只是觉得没准儿某些东西会在某个时间跳到我眼前——能登教授对甘利和鹤屋小姐下手的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对谜团的某种扭曲的热衷？她是在向工藤下挑战书吗，邀请他参加一场邪恶的游戏？

我查了很多很多资料，但我并不是侦探，从来都不是。夜渐渐深了，我睡了一会儿——只是一小会儿。那天夜里，我终于想起，仅仅是安全地待在一个地方，并不代表精神上能感觉到安全。为了获得安全感，有太多太多的事需要我去做，并且，我需要为此放弃一些人身方面的安全。能登教授到底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光靠浏览网页，我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于是，第二天早晨，我穿戴整齐，取下门把手下面的门挡，走出家门去寻找一个答案。工藤开车载着我一起到了须阪市鹤屋小姐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我们在那里跟她碰面，又问了她一些问题。她成为绑架犯的目标一定是有原因的，能登教授应该早就对她有某种兴趣了吧？教授曾经请她去那家精神病患者疗养院做志愿者，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鹤屋小姐解释道，但我们并不相信她的说法。她完全没有碰她的咖啡，整个人都处在警觉而惶恐的状态，像在暗自祈祷我们不会追究她如此明显的企图回避的态度。

“为什么？”工藤问。然而鹤屋小姐再一次转移了话题，说她只是到了中年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她这样的自我保护行为完全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于是，在不涉及过于具体的细节的前提下，我把我们所相信的结论都尽可能多地告诉了她。犯人绑架了能登教授的一个学生，她也是我的朋友兼同事。我的朋友甘利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刺死，而无论绑架她的人是谁，那个人都对她父亲的死有着某种兴趣。甘利的母亲一直声称那是自卫，但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她其实在撒谎。

于是我问鹤屋小姐她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犯人出于和甘利一样的理由绑架了她——曾经有人受到某种伤害，甚至死亡，而她为了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隐瞒了真相。

我原本以为鹤屋小姐会立刻给出否定的回答并且结束和我们的谈话，但在那个瞬间，她看起来比平时顺从了一千倍，即使她从来没为自己随心所欲的私生活感到羞耻。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说：“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开了一辆车去山里滑雪，遇到了雪崩。车子翻了，我男朋友撞伤了头，流了很多血。我们被埋在雪下面，有六米深，坐在我们后面的女人想出了个主意，她说可以挖出一条通道逃出去。这个想法很蠢，你知道吧。你应该好好待在原地，搜救的人最终会找到我们的。就算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我们，待在有安全气囊的车里也比试图挖出一条通路更可能活下来。”她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她抿了一小口咖啡，但没什么用，“警察问我，她提出这个主意时，我到底是怎么回应的，我对他们说了刚才那些话——这不是个好主意——但其实我当时不是这么跟她说的。翻车的时候我摔断了胳膊，她是我们之中唯一没有受伤的人，幸太郎已经神志不清，我觉得他肯定有脑出血。那个女人主动提出挖一条通路，这样我们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可以快点得救。我跟她说了这样会有危险，她得小心点。”鹤屋小姐看着我们，她的眼睛在乞求我们的同情，“如果是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在鹤屋小姐说完后，工藤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笔记写完，他一丝不苟地记下了她的话，告诉她这些线索都会交到警方手里，并且建议她雇个律师以维护自身权益。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工藤甚至都没有看她。鹤屋小姐没有反驳什么。

“所以能登教授知道这件事？”他问。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辆车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今天是第一次。但是他们找到尸体的时候，我很难受。美乃里就是那个时候找到我的。在那之前我们不是特别熟，但那件事之后她好像就很关注我。我感觉她是知道的，不过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她说我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些很糟糕的感觉变成有用的东西，她跟我提到了疗养院的事情，我觉得是个好机会，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去呢？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志愿者，但现在我有了新工作，没有以前那么空闲了。因为这个她好像很生气，我们也没再联系了。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机会还不错，但也不是很上心。并且，这也弥补不了我做过的事。”

有时候，你做过的事就是没办法弥补的；你只不过是安慰自己说可以，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继续向前。

“你就这样答应去做志愿者了？”我问。

鹤屋小姐看向一边，开始了回想：“我本来准备叫她滚蛋，但美乃里说她可以稍微理解我经历过的东西——真正的理解，不是那种其他人拿来糊弄我的假惺惺的同情，那种废话狗屁不如。她有过跟我一样的经历，她曾经站在生与死的河边，看着某个人被河水冲走。这就是她的原话，当时我没多想，但这个比喻很奇怪不是吗？我一直记着这个比喻，生死之间的河……”

[11.1] 译注：“能登教授是一位教授，是的；但阿笠博士就是‘教授’，对我而言他永远都是，尽管这只是个荣誉头衔”，对应的原文是“Professor Noto is a professor, yes, but Professor Agasa is the Professor, and he always will be for me, even if his title is more honorary than anything else”。在英文版《柯南》里，阿笠博士被翻译成了Professor Agasa，本文提到博士的地方也都是Professor。因此，原文针对“教授”这个称呼做了点文章，请特别注意a professor/the Professor的区别。原文最后这个短句说professor的头衔只是荣誉性质的，是因为阿笠并不是真正的教授。考虑到中文习惯，还是将“Professor Agasa”翻译为“阿笠博士”。英文版将日语的“博士（はかせ）”翻译成professor，我猜想是因为在英文语境里，“博士（doctor）”一般不用作口头称呼。

[11.2] 译注：关于久远寺暴力团（Kuonji clan），我去问了原作者Muphrid，他说设定是一个小规模的“ヤクザ（yakuza）”，也就是黑帮组织，类似于山口组。日本警方一般将其称作“暴力団”。Muphrid表示已经忘记Kuonji这个名字是怎么取出来的……这里采用Kuonji（くおんじ）最常见的汉字写法“久遠寺”作为翻译，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方案。

[12.1] 译注：野泽温泉村（のざわおんせん，Nozawa-onsen），位于长野县北部的滑雪胜地。

[12.2] 译注：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在血管和脑之间的一种选择性地阻止某些物质由血液进入大脑的屏障，通常起保护作用。

后文：13 14

---

我很喜欢第11章里志保关于恢复身份的心理活动。作为科学家，她有她的梦想，“惊险刺激”注定是天才的人生底色。

Muphrid在后记里说：

Most crucially, I felt I ha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Shiho wouldn't stay as Ai. It seems often taken for granted that she would give up her original identity once the main conflict with the Organization ends. Part of Nagano's reason for being is to imagine how and why Shiho would chart a different course.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回答志保为什么没有选择作为哀继续生活这个问题。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组织的事情解决后，她会放弃原本的身份。写《长野》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展现出志保怎样以及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个人感觉现在大部分人（？）对原著的预期就是她作为灰原哀重新长大，重新拥有真正的童年。但我有时候会想，错失的东西也许很难弥补，就像小时候父母没有买的玩具，长大以后虽然可以给自己买二十个，但玩具错过了可以再买，而作为小孩子的快乐，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了柯南陪她装小孩，总会有点孤单吧。

不知不觉间已经连载到了2021年了，祝追文的盆友们新年快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