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扶林道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翻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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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千曲市的悲剧

13. The Tragedy in Chikuma

二十年前，在长野市南面的千曲市，池田高中的一名老师，山寺亮，从403号公路大桥上掉了下去，然后在千曲河里溺水身亡。附近社区的很多人一直都记得他，其中也包括17岁的能登美乃里，当时她在池田高中读高二。

那天上午我和工藤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山寺老师之死的资料。根据档案库里的新闻报道，山寺老师在池田高中当了五年老师，教的科目是文学，同时也担任学校新闻社的指导老师。山寺老师从403号公路大桥上坠落的瞬间刚好被人目击到，一个“不知名的未成年人A”把这事件报告给了急救部门，但是这个被称作A的人的身份没有公开——他/她是否是池田高中的学生、是男是女，等等，这些信息一概不知，大和警官也不愿意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工藤虽然已经为这个案子出了不少力，但他只是一名私家侦探，他需要一些书面许可，才能查阅另一个理论上并无关联的案件文档。

工藤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如果警方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山寺老师案件的资料，我们可以直接去询问相关涉案人员。于是，我们在午饭时分向南边出发前往千曲市。

在此之前我没有在千曲市停留过，但我搭乘火车路过过这里很多次，它是从长野回东京的必经之地。因为山势陡峭，千曲市的旅游业并不发达，整座城市依山而建，有不少已经经营了好多年的农场。

山寺太太的小店是用她结婚前的姓氏命名的，叫作“响家烘焙”，这个名字让人很困惑，但这确实是她名下的烘焙店。店里没什么人，收银台前坐着一名店员，而山寺太太正忙着为之后的午餐高峰期准备三明治。

我自我介绍说是信州大学的学生，然后告诉她信大的另一名学生，也是能登教授的朋友，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怀疑这件事可能跟她丈夫的死有关，所以希望她可以提供一些相关信息，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她洗了手，摘下发网，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又点了几样点心。她的年纪比能登教授大不了多少——大概45或者50岁吧。我猜想，她丈夫开始在池田高中任教的时候，她一定还非常年轻。

山寺太太告诉了我们很多公开的新闻报道没有提到的事。他丈夫去世前，一直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这种状态持续了接近一年，有传言说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这完全是造谣，”山寺太太坚决否认，“但有个校董因为这件事一直在找他麻烦，一些学生老师也站在了校董那边。”

但能登教授和另外一些人站在了山寺老师这边。她一直在担任学校新闻社的社长，而他则是新闻社的指导老师，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仅限于新闻社的活动。能登教授曾经找过寡居的山寺太太，并且告诉了她那天晚上的事：能登教授在那座桥上撞见了山寺老师，并且她感觉到他遇到了麻烦。他们说了一会儿话，谈到了山寺老师不愿提起的事——但这并没有使她们更加了解她丈夫的精神状态，而让整件事变得更加困惑了。当时的能登教授并没有想到老师会自杀，他们在桥上说了再见，能登教授转身准备离开，就在那时突然有辆车停在了桥中间，有人从车上下来，大声喊着有个男人从桥上跳下去了。能登教授没有亲眼见到那一幕，但她知道那是山寺老师，桥上别的地方都没有他的身影。

山寺太太对能登教授评价很高。“看到她长大后变成了一个这么成功的女性，我很高兴。”烘焙店的主人说道，“她一直是个善良的孩子。这家烘焙店是出事前几个月才开张的，那之后美乃里就经常过来在店里兼职帮忙，她真的帮了我很多。”关于能登教授来帮她的原因，山寺太太没有多想什么。当然，警察有展开调查，他们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山寺老师跟他的学生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只不过，没有证据并不意味着事情没有发生。我已经能想象出工藤的思路了：甘利和鹤屋之所以被绑架，不是因为绑架犯在物质上有所企图，而是因为她们和能登教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站在生与死之间的河边——能登教授的比喻几乎就是事实，而站在她身边和她一起的，还有甘利和鹤屋。

结束了与山寺太太的谈话后，我和工藤在回火车站的路上经过了那座桥，二十年前，山寺老师从这里坠落。眼前的情形不同于二十年前——那个事件是在晚上发生的——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山寺老师曾经看到的东西。河的西岸有一片杂草丛生的棒球场地，当我们从桥上走过时，我忍不住想，出现在案发现场照片上的，会不会是一个被维护得很好的棒球场，又或者，当时根本还没有这么一个棒球场。二十年的时间，足够一个公园被迅速建好，又因年久失修而荒芜。

回到长野县警察本部，工藤把我们在千曲市的发现都告诉了大和警官。他们开始构建一幅可能的案件全景：犯人因为过去的某件事而一直被愧疚笼罩，她了解到其他人身上的悲剧，利用这个去折磨被害人，因为她们犯下了同样的错误，而她这样的疯狂行为，很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某个事件成为了触发点。工藤和警官认为这些推论可以向能登教授施压，让她在无意中露出马脚。他们问我是否记得最近几个月有什么事让能登教授压力很大。我回忆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了上学期的一件事，那件事让教授缺席了一节课，有个助教还因此跑来了我们实验室找人。我把这些细节告诉了他们，了解情况后，他们似乎立刻准备好了开展调查。

警官对教授展开了问讯，她的一名手下在一旁协助提供案件的事实证据，我和工藤得到允许待在观察室里，通过耳机和警官交流。

教授很冷静，表现得像是很确定我们根本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她挂着一幅很无聊的表情，就像她往常觉得有人在浪费她时间那样。但警官很快打破了她的冷静。

“关于山寺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警官问。

教授带着嘲弄的语气开口：“看来，最近有人很忙碌啊。”她认为是工藤去调查了她过去的生活。不过，在警官的追问下，她给出了她的证词，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个事件。山寺老师在学校一直因为流言而受到骚扰。几位校董认为他的行为有失检点，还有一些老师和学生也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他面对不良学生时和蔼又富有同情心，没有严厉斥责他们应该遵守纪律。用教授的话来说，他跟刚出生的小猫一样单纯而温柔。他的自杀是一出悲剧，教授的一生也因此而改变。

工藤看了我一眼，没等我回应就直接让警官问了一个问题：山寺老师的死到底怎样改变了教授的一生？教授对自己的回答很谨慎，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她一直记得那天的事——发生在那座桥上的事，这段记忆让她想了很多很多，并且因为这个，她开始对人类记忆背后的机制产生兴趣。毫无疑问，这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都是这样被塑造的，不是吗？”教授说，“所以我在寻找相似的人，也很正常吧？过去在大学里，我觉得很失望，人们在乎自己正在做的事，但在乎的方式却跟我认为应当的方式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建立起一个环境，可以聚集想法相似的人。你不觉得这很有价值么？”

能登教授认为我们的问讯对她是一种冒犯。或许她觉得我毫无感恩之心，但这么说吧，我并没有主动要求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之中，也从没希望被跟我一样的人包围。我和她一起做过很多实验，但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她的实验对象。她利用了我和甘利，利用了我们的悲伤和负疚感，利用了我内心深处难以摆脱的、一直在叫嚣的痛苦——你不可能就这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而最糟糕的是，我能感觉到她是理解我的，这让她变得很危险。或许，魔鬼的话语之所以会如此诱人，就是因为她很清楚被诱惑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费尽力气想从她口中问出点什么，但我们没法对她提出任何指控。她很得意也很自信，她一定是这样，不然她为什么会无所顾忌地告诉了我们这么多东西？她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她也能说出十几个曾经为久远寺暴力团效力的成员，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现在已经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而少数几个不守法的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能登教授一次次否认了我们认为她有犯罪行为的暗示，对她来说，这根本不是要不要否认的问题，这整件事根本就是荒谬的。

警官接着问教授她让自己的生活跟甘利和鹤屋扯上关系，是否遵从了某种模式，她坚称自己从来没有用不正当的方式找过甘利和鹤屋。无论如何这就是能登教授给出的说法，她听说甘利这个人的时候，她已经在从事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了；而那场雪崩发生的时候，鹤屋也已经是教授登山小团体里的一员。不过教授也特别提到她在一次会议上有和甘利单独交流过，以及雪崩之后，她了解到鹤屋的遭遇，于是向她提议去疗养院做志愿者，她的愧疚可以帮助她做一些事情。

“你对别的学生也做过这样的事？”警官问。

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似乎让教授很生气，她的目光越过警官，落在单面镜上：“某些人可能不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警官要求她无论如何必须回答，教授带着恼怒叹了口气，开始了她的解释。甘利并不是第一个，她不过是教授最新招进组的学生，并且，没错，我也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被调查感到非常不满，用她的话来说，警方的证据“完全是间接的”。她在长野市成立实验室后，前后带过十几个学生，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她的话来说，具有“特殊的潜力”。

在她们的问答拉锯过程中，教授试图让对话偏离方向，但警官准备得很充分，完全展现了她的办案能力，没有被教授带偏。她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教授以前的学生，几个月前邻居的一通报警电话，等等。但很多时候，教授会带着一种复杂古怪的神情，将视线越过警官，像是为了找到单面镜后的我，尽管她并不能真的看到我。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清晰地摆在眼前：教授认识所有的受害人，她有办法通过一些手段绑架她们，并且，她也承认了自己出于某些原因对她们感兴趣。

而她感兴趣的人之中，也包括我。

等到接近晚饭时间，警官问出了那个最具冲击性的问题。

“教授，关于去年十月警察到你家里处理的一场纠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教授对自己的回答非常谨慎。她说她跟一个朋友吵了起来，并且越吵越凶。但这件事早就已经过去了，她没想到这会再次成为问题。

“山寺老师是在10月19号身亡的，”警官指出，“而警察到你家处理争吵也是在10月19号，也就是说，那天是他的忌日。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巧合？”

“对。”

“你说那场争吵并不是什么大事，但第二天你没去给学生上课。这件事对你有那么大的影响？”

能登教授全身一僵，愤怒的目光越过警官，落在镜子上。警官继续向她追问答案，这让教授变得很愤怒。没有，她坚持道，这件事对她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天早上她只不过是不小心割伤了自己，感到有必要找医生妥善处理一下伤口。她强调说自己以前从没在山寺老师的忌日那天缺席她该上的课。接下来她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她反问警官自己有没有被正式拘留，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她站起身来，双眼死死地盯着镜子，又猛地把头扭向一边。

我准备跟上她，但工藤试图阻止我。“不要冲动行事”——好像他这么说了我就会听他似的，只要我想，我就会冲动行事。

我在走廊上和教授碰了面，警官和她的下属站在她身边准备送她到警署门口。不等我说话，能登教授直接发问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她的态度很强硬，“我对你做了什么吗？”

问题不在于她已经对我做了什么，而在于她接下来可能会对我做什么，但教授并不明白这一点。她不停地发问，要求我给她一个答案。我怎么能认为她应该为这一切负责呢？可是，她私下里给工藤打过电话，这就是她最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她要跟工藤联系？为什么在我告诉她甘利可能失踪了之后，她就立马想到要打电话给他？这太不正常了！对任何一个外人来说，她对甘利、鹤屋还有我的在意，都是很反常的行为。

能登教授似乎对我有这样的想法很生气：“我是在照看你。当初你来找我的时候，你完全是迷茫的，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进入了你的内心，帮你找到了出路。我只不过是想帮你，还有加樱和小秋。如果你觉得我给你的机会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如果你决定要退出，我不会阻止你。但不要忘了，在没人想跟你扯上关系、在所有人都以为你不过是又一个愚蠢的疯子的时候，是我站在了你身边！而我，也不会忘记今天这场闹剧。”

说完这些话，她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目前为止我们没法证明教授跟这个案子有多大关系，工藤试图安慰我，说这是迟早的事。可我担心的是，无论真相如何，伤害已经造成了。教授要么有罪要么无辜，如果她真的有罪，那就意味着我为了一个虚假的希望白白浪费了五年生命；如果她是无辜的，那我就是因为一些不相干的事怀疑了她。

虽然能登教授已经离开，但调查还在继续。无论如何，教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翻个底朝天，直到我们找到一个答案。

晚饭时分，甘利来了一趟警察本部，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能登教授证词的信息。她从Johnny Christo's餐厅买了三明治，我和工藤都觉得味道不错。沐浴在自己偶像的圣光里，她的心情好了很多，但这样愉快的光芒并没有持续很久。当我们开始询问她和能登教授的关系时，现实的阴影立刻笼罩了她，那个开朗友善的甘利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冷静慎重的女性。我们的导师策划了这个针对她的阴谋——这个推测让她感到震惊。她回想了一会儿，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争论道，“教授很照顾我们，她还去医院看望了我。”

这或许是某种精神变态行为，但甘利还是不认同。我们过去有太多的事例可以佐证甘利的观点。比如，她觉得能登教授招她进组是出于同理心和理解，她完全没有感觉到教授的强势。教授很清楚甘利的遭遇（至少，她知道甘利让别人知道的那部分），但从未把这些事透露给组里其他人。她一直对甘利说，如果她预约了医生（不仅仅是最近这次），就尽管放心地请假过去。她经常这样干涉到我们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次，她跟工藤一样不请自来就到我家里吃晚饭，还趁机批评了我在房子设计和风格上的偏好。她认为，我的公寓对到访者不够友好，来这里的人会感觉他们从进门后到离开前，我都在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你要让来这儿的朋友感到放松。”她说，如果我在布置房子的时候只想到遇上仇人会怎样，那我永远都不会快乐。

尽管甘利对她自己、鹤屋和教授之间的联系有所疑虑，但她还是倾向于相信教授是无辜的。她被绑架或许是因为有人想报复她，以前的某个朋友或者同事可能对她怀恨在心。我对甘利说，我觉得怨恨她的朋友或同事应该不知道她过去的经历，她承认了这点，但即便如此，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焦虑。

“就算教授招我进组是因为她居心不良，我也很清楚我想研究些什么。”甘利对我说，“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也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同行。所以即使能登教授最后要进监狱，导致我不得不去别的地方把博士读完，没关系的，我可以去别的地方继续做研究。”

我很羡慕甘利对未来的信心，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没错，我的确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但能登教授其实暗地里操作了一番才让信大录取了我。跟她谈过话之后，我内心很清楚其他任何人都没法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等了一段时间想看看这个想法会不会改变，但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踏上了现在这条路。灰原哀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只是一段记忆，她的人生已经结束。

甘利约我晚上和她一起回家，但我满脑子想着这个案子，没有精力去考虑她的建议。与此同时，我又感觉自己其实对调查毫无帮助：在读完一页又一页警察之前写的报告后，我忍不住开始怀疑，成年人是不是也会患上阅读障碍。每多了解一件关于能登教授的事，我的胃部就因为紧张而多一分不适。

工藤试图让我高兴一点，他说等这一切结束了，我可以出发享受一个真正的假期，或许可以跟甘利一起。他已经在计划将他的侦探事业暂停一段时间，休个长假，去世界各地转转，见一些法医学专家，同当地警察和志向远大的学生分享他的智慧，他已经收到了好几所顶尖大学的讲座邀请。如果我和甘利恰好在某个地方碰到他，或许会是还不错的经历——至少对他来说还不错。噢，这是当然的，他当然会很享受粉丝对着他流口水犯花痴的样子。但说真的，他这整个计划都很扯淡——你能想象他真的从侦探工作中抽身出来吗，哪怕只有一个星期？如果这是为了让我高兴一点，他完全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

“谁在做这种事情啊？”他吐槽说，“我只不过在说想找个时间出门旅行一下，如果你刚好在放假时去了同一个地方，那说不定还挺有趣的。”

一个如此天才的侦探，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却如此笨拙，这真的很奇怪。或许这就是拥有敏锐洞察力的代价：因为习惯了欺骗和诡计，所以当没有遭到这些东西毒害时，他反而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样还不错”——这是他想说的。不过，虽然他时不时会很迟钝也很小家子气，但他也很善良。他说他正在考虑去旅行，这对他来说可是件大事。或许他真的认真考虑了一番，但工藤从小就对痴迷于解谜，他是不可能忍受得了一个很长的假期的，我们俩对此都很清楚。他要是真的认为他可以长期休假，哪怕这个想法只停留了一瞬，他也是在自欺欺人。

得知工藤竟然会有这么傻瓜的想法，我感到非常舒坦，这比他那个奇怪的度假提议更管用。人类生来愚蠢，只不过愚蠢的方式各有各的不同。想到这点，我感觉好了些：关于来长野、关于被欺骗，不管欺骗我的到底是能登教授，还是我自己扭曲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感觉好了一点，我在晚上丧失了警惕。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如此慎重——比方说，我改了报警器的密码。我还用上了以前组织成员教我的招数：离家前，在门内放一个体积很小但有一定重量的东西，在上面系一根丝带；我找了一个二十公分的美人鱼雕塑，将丝带从门下面穿过，确保它在外面能被看到。然后，在离开的时候拉住那个丝带，让小雕塑贴紧门板，最后用门外的地毯盖住那根丝带。如果其它所有安全所措都没有用，你至少还能知道是否有人在你外出期间闯进了家门。那个小雕塑会被推到一边，门外的丝带长度也会更短。

我不确定我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检查那根丝带，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估计是没有，但我无法确定。我走进家门，发现报警器没法重启，电话线被切断了，灯都是黑的，也开不了。我试着去拿手机，外面路灯微弱的光照进来，有个影子一闪而过。那个影子用什么东西刺向我，紧接着，一小簇电火花照亮了房间，我感到全身肌肉猛地抽搐一下，就倒在地上了。袭击我的人跨坐在我身上，用胶布封住我的嘴，又用浸满氯仿的碎布捂住了我的鼻子。

“放松，雪莉。”她说，“不要挣扎，不疼的。”

14. 关押

14. Chained

当你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醒来时，你会失去方向感，同时感到不安。你对周遭环境丝毫不了解，完全不知道能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举动会惹恼他们，每个动作都必须小心谨慎，同时，每个动作也会增加恐惧。而最佳对策——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审视你的周遭，分析它薄弱的地方。

醒来的时候，我的右手腕被一根通常用来绑电线的尼龙扎带绑在一根生锈的管子上。管子是垂直的，所以我可以沿着管子滑动这根扎带让自己站起来，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地板像是水泥材质的，我首先想到我肯定是被关在了一个仓库或者工业建筑之类的地方。不远处的地板上空出来了一小片区域，暗红色的油漆被蹭掉了一点，估计是搬运货架时蹭掉的。如果那些架子还在的话，我应该能够得着。房间的另一边摆着另外的货架，但完全超出了我能碰到的范围。

一只白炽灯照亮了整个房间，灯的拉绳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在轻微晃动，如果它晃得够远，我伸直手指或许勉强能碰到，但如果它保持静止，那就离我有足足半米远。除了我身边的这根管子，唯一一个我能够得着的东西是一个蓝色的塑料水桶。这个桶是新的——估计是因为绑架犯把之前的水桶落在了马厩里。我想，在我需要把这个水桶当马桶之前，我多半已经没命了，所以我决定拿它做点有用的事：把它使劲朝那根吊着的拉绳扔过去。水桶离开地面时发出了一声令人满意的钝响，拉绳在一道阴影上弹了一下，朝侧面晃动起来，我还是够不着。

这一番响动引起了某人的注意，储藏室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的短发扎在一顶棒球帽下，脸上戴着呼吸面罩。她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四周，想知道刚才是什么声音。在看到那个倒在一旁的水桶后，她将它抓过来，重新摆好——在我够不到的地方。

“别砸坏了我的灯泡，”她说，“它可不便宜。如果你要解手，问我要那个桶。”

“你想干什么？”我问。

“我是在放你自由，雪莉。”

然后她就又离开了。我很确定我仍然被绑在那根管子上，她所谓的“自由”，跟我以前的认知可完全不一样。

抓我的人是个很怪异的女人。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纸盘子，里面是几只微波炉加热过的煎饺。纸盘子足够柔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没有危险物品留在我身边。我盯着那个盘子，而她拿出一张矮凳坐下，在一旁看着我。当我表示拒绝吃这个的时候，她拿起了一个饺子——我给她指定了其中的一个，想确定饺子里有没有下药。她的动作很笨拙，因为吃东西的时候无法继续戴着面罩，所以她得尽可能地遮住自己的脸。“吃吧，”她劝我说，“这样才有力气。”

她倒很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作为一个绑架犯，她还真是“照顾”人质。她很愿意听我发问，但绝对不会给出任何有用的答案。我问她是不是在为能登教授卖命，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这里只有两个人：你和我。”我又问她是不是就是那个绑架了甘利和鹤屋的人，她的答案还是一样：“除了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事，别的都不重要。”

绑架我的人没说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与此同时，她定下了一些基本规则——当然，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得老实待在这里，不要试图逃跑，绝食或是其它类似的行为都不允许。她会问我问题，并且，她希望我能诚实地配合她，不要想着反抗。只要我做到这几点，她就会放了我，并且保证我毫发无损。最多一天半，这件事就结束了，在那之后，她再也不会见到我。

“我会信守承诺。”她说，“我从来不会给人造成永久的伤害，你知道的。”

“你在说这间房子外的事么？”我问，“至于这房子里的事，我可不确定。”

“别固执了，”她说，“把这间屋子当成一座神庙吧，在这里，你可以洗去所有堆积在你灵魂上的污垢。只要你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一般来说，神庙被认为是对精神进行治疗的地方，而我感到绑架我的人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治疗。不论她有多么疯狂，她始终小心谨慎：等我把煎饺吃完以后，她把纸盘拿走了——就连一个薄薄的纸盘，她也不会冒一丁点风险把它留在我手上。她推过来一个长方形的软木装饰板，上面钉满了文件和照片。木板上是我的生活片段，有我各个年龄段的照片，甚至还有我的朋友，少年侦探团的几张照片。

“你经历了很多。”她开口道，从木板上取下一张照片——一张我在东京时和朋友们的照片，“在他们之前，你没什么朋友，对吧？他们在你身边，是不是对你的逃亡起了很大帮助作用？”

她明明有很多问题可以问——关于各种犯罪阴谋、关于那个不该存在的药物——但她想问的竟然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没错，他们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组织的人有一天会找到我，和所有我认识的人。跟他们成为朋友，其实是很自私的行为，可我需要他们，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熬那段日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友谊。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并不合群，对我的同学们来说，我是个聪明的另类，而作为混血的身份也没什么帮助。但躲避追杀时，我不得不努力作为一个普通人融入到集体中去，这让我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社交生活。如果我可以以灰原哀的身份和他们所有人一起进入大学，让他们永远不知道我经历过的事，永远不知道我和他们其实是如此不同，我也许会这么做的。可是，就连吉田，一个天性不善于猜疑的人，都发现了我其实并不是我口中所说的那个人。所以，把这样一个选择当做一个错失了的机会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它从头到尾就不算是个机会。

“或许吧。”我给出了我的结论。

绑架我的人认为这是个没有价值的回答，我一定有过更多的感受。但我认为配合她没有任何意义，她为什么会想知道这个？

“我说过了，这里是一座神庙。”她说，“也就是说，在这里，你应该很愿意进入你的内心，好好进行反思。”

“反思需要镜子，进入内心需要探针[14.1]，但这里我两样东西都没见到。”我说。

绑架我的人失去了耐心，她站起身来，把木板翻了个面，动作平稳而谨慎。木板另一面上钉着的东西，是有关于一个男人死亡的种种细节。那是个英国人，大约三十八九岁，死于电击。

“好吧，雪莉，”绑架犯说，“关于这个四年前死掉的男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四年前，我接受了能登教授的邀请，加入了她在长野的研究小组，她带我参加了我的第一个学术会议。要兼顾科研和课业并不容易——我已经很久没有学习高难度的课程了，但适应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对组里的研究工作做出了一点帮助。虽然我不是那个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但教授认为参加学术会议是个很不错的建立人脉的机会，在会议上我可以同其他科研人员就这个领域进行交流，这将有助于我确立自己的研究课题。

我带了一张展示海报去参会，介绍我们组的一项研究，关于一种新发现的化合物如何影响到老鼠的学习速率。开会的那几天里，我每天都会在我的海报旁边站几个小时，跟经过的研究人员交流，这些人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学生，我们谈论起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工作，谈论起有意思的讲座报告，以及其它相关的话题。这些谈话很有用，让我收获很多，但同时，这样有价值的谈话其实很难遇上，因为，就像一位同事告诉我的那样，所有新颖的、让人兴奋的研究成果都出自机器学习领域，没什么人关心动物的习性会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认知行为。现实就是如此。

正是因为这个，当有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走到我的海报旁边问起我的研究时，我尽了最大努力想让他产生兴趣。就像同大多数路过的人那样，我向他讲解了我的研究，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等我讲完以后，他没问任何问题，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大部分人出于礼貌都会至少问一个问题，但他什么也没问。我问他是谁，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当时我以为他指的是能登教授。那个男人给了我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就径自走远了。卡片正面是空白的，背面只有一条手写的留言：“17:30，UK什锦烧餐厅，一个人过来。 PS：给阿笠打个电话。”

很不巧的是，会议的前两天，我的养父阿笠博士跟一名客户有约，也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到了东京，但还要晚点才能见到他。这条奇怪的留言让我想到他的那名“客户”突然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可能不只是因为好奇。我给博士打了电话，他似乎很开心，他的客户带他到附近的一个度假村里好好享受了一番。博士自信有一大笔买卖正摆在他眼前，接下来他只需要完成这笔交易，不过，他要等到明天上午才能继续这件事，因为他和客户一起去喝了酒，他知道这种情况下不宜谈生意。我问博士喝的是什么酒，他笑了起来。

“江口先生向我推荐了一种家酿蜂蜜酒，特别好喝！等回家以后我得自己去买一点。蜂蜜酿的酒，你以前知道吗？”

我知道。我警告他不要喝太多，这酒很甜，是用蜂蜜酿的，但这不代表它的度数比别的酒低。除此之外，我告诉博士我开完会就会回家，希望等他和客户谈完交易后就能见到他。打完这通电话，已经是下午4:45，于是我开始研究怎么去那家什锦烧餐厅。我特意提前到了那里，赴约永远要早到，这样约你的人才不会有机会趁你不注意安装监控或是偷偷控制进出口。

不过，约我的人也秉持着同样的准则。我虽然特意早到了，但他比我更早，已经在餐厅外面等着了，而餐厅甚至都还没开门。“你好呀，雪莉。”他咧嘴笑着，带着约克郡的口音向我打招呼，“看来你过得不错。”

他也过得不错，毕竟他应该早就死了。回过头看，见到他还活着其实并没有让我很惊讶，米德[14.2]一向擅长于从绝境中逃脱，这是他引以为傲的本领，他又一次绝处求生的壮举并不意外。等到餐厅开始了今晚的营业，米德坚持请我和他一起进去，接着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通过假死逃出生天的。在组织里，米德一直在奋力往上爬，他的目标是加入Boss的核心圈子，但他的某次行动出了问题——尽管他坚称责任并不在他——当他发现琴酒被派去亲自把他干掉时，米德就设计伪造了自己的死亡，他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掉进了一个装着熔化的铁水的大缸里。“那是一具正在腐烂的猪的尸体！”他承认说，整件事让他笑得很放肆，“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帮蠢货竟然没闻到味道！”

因为Boss对他失去了好感，米德并没有因为我和警察合作而对我怀恨在心。真要说的话，我其实还帮了他的忙——想杀他的人变少了，但他的新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来找我帮忙。米德要找的是伏特加藏在琴酒公寓里的一样东西——地板下面的一个保险箱。米德和琴酒的关系还算密切，所以他知道那个保险箱在他家里。并且根据他对伏特加的了解，那里面除了钱和枪械，应该还有别的。伏特加一向在信息掌控方面很谨慎小心，部分原因是琴酒有点像一件钝掉的、记忆力很差的工具。伏特加的保险箱应该能帮助米德认识新的人，好让他继续在黑帮社会里混下去——或者说，米德是这么认为的。他需要一枚指纹——伏特加很有先见之明地在保险箱上安装了生物识别锁。琴酒和伏特加显然没法亲自提供指纹，所以米德需要从别的地方下手。

“那东西还在你手上，对吧？”他问，“那个挂坠盒。”

琴酒的挂坠盒——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唯独他才会施加给别人的扭曲的感情。大多数人会在挂坠盒里放上可爱的照片，或者一束头发，但琴酒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他用自己的血印了一枚指印，并且希望我会回报以同等的东西。

那个挂坠盒确实还在我手上，既然米德让我把它找出来，那就意味着没有我的帮忙他自己一个人找不到。

“啊哈，罪名成立！”他说，“雪莉，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既然这样，那就好好享受你的什锦烧，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位善良的博士家里找到那个挂坠盒。你应该很清楚跟我讨价还价会有什么后果，对吧。”

我会尽我所能和他讨价还价，如果这能减少警察识破他计划的可能。考虑到他已经搜查过了博士家，却没找到他要的东西，那他多半已经引起了某个爱管闲事的邻居的注意。如果我们俩一起回去，毫无疑问，这会引起更多注意，这不会是我们想看到的局面。

我的提议让米德很不高兴，但他还不至于鲁莽到反驳我：“东西在哪儿？”

“在东京。”我保证说，“给我一晚上的时间。不要跟踪我。”

于是我们达成了交易。我几乎还没碰过我的什锦烧，米德把我留在了餐厅里，再次销声匿迹直到下次跟我碰面。米德作为一个杀手，没有他的同行那么阴沉，但这并不意味着跟他打交道会少一分恐惧。他可以正对着一个孩子的眉心开枪，然后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到最后人不过就是一团肉，你经历过什么、你干过什么，都无所谓，到最后都一样。”在大多数组织成员身边，我会感到浑身战栗，但和米德在一起的感觉只会更可怕：见到他就像是见到了一具被某个恶魔般的玩偶师用提线操纵的尸体，他的内心已经腐烂了。然而，面对他的时候，我不得不露出笑容、露出开心的笑容。

从餐厅出来，我直接去了博士家。米德和他的人可真是辛勤工作了一番，尽管他们很“体贴”地没把房子外面弄得太乱，但我以前的卧室和博士的卧室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没有费劲去把各种东西回归原位，那得等到之后再说。然而，当我看到连床垫和被褥都被割开被乱扔在地上时，还是感到十分触目惊心。米德这个人没什么判断力——这是真正无知而且愚蠢的表现。谁会把一个小小的挂坠盒藏在床垫里并且还指望能再次找出来？

而最可怕的景象出现在我的个人实验室里。我以前用的台式电脑已经被拆成了零件，散落在房间里，甚至连键盘都被拆开了。好吧，考虑到他只是拆掉了我所有的电子产品，没把它们随便砸个稀烂，我或许还应该小小地感谢一下他，但我对这个男人的好感也就仅此而已了。

米德没有意识到的是，我留着琴酒的指纹，是因为我觉得它会对我有用——如果这枚指纹能帮助鉴定他的犯罪行为。在他杀掉了姐姐并且处置了我之后，我对这个挂坠盒就没有任何感情了，但我一定要留着那张照片，希望将来这张照片会成为让他走向终局的一件有用的工具。我把照片和指印都藏在了另一个挂坠盒里，那是博士送给我的十九岁生日礼物，上面还有博士的照片。我想那个挂坠盒一定是被发现了，因为我看见我的首饰盒被扔在了地上，盖子是打开的，而挂坠盒本身却不见了。

“在找东西？”有个声音传来。一个男人从过道那边走过来——这人刚刚到底躲在哪儿？他手里晃着一条金色的链子，链子上吊着一个挂坠盒，里面博士的脸露了出来。那个男人看着我，在见到我的反应后，他咧开一个得意的笑，确信自己百分之百绝对正确。

除了工藤新一，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笃定、如此不容置疑、如此成竹在胸。

[14.1] 译注：此处绑架犯对宫野志保说，“you should be willing to look inside yourself and reflect”，而她的回应是，“Mirrors are for reflecting, and probes are for looking inside yourself”，reflect本身有“反思”和“反射”两个含义，所以她其实是在跟绑架犯玩文字游戏。

[14.2] 译注：米德（Mead），组织代号，意为“蜂蜜酒”，即前文博士在电话里说的“客户”请他喝的酒（mead）。

后文：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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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严谨的说明：

* 如果不知道扎带（cable tie）长什么样，请自行百度或淘宝……这东西在没有任何工具且只有一只手能用的情况下还是很难弄开的。

* 文中的煎饺是日式煎饺gyoza，日语写作“餃子（ぎょうざ）”，后同。

Gin用自己的血做了一枚指纹送给Sherry当作信物……我要站一秒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