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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长野疑云(17)

工藤新一 x 宫野志保

原作:An Affair in Nagano by Muphrid 翻译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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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倒影

17. Reflections


当人类的身体出现问题时,我会又一次意识到,我们和那些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动物是多么的相似。被刺伤,我们会流血不止;被殴打,我们会浑身淤青。我们的身体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当你生病受伤的时候,你只能任由医生护士摆布,跟兽医手里的猫和狗没什么区别。一开始,医生还会问你一些问题,但很快,他们就不再把你当成和他们平等的人类。他们给你注射药物,让你接受检查,他们要求你理解配合,但他们只会像一个电脑系统一样机械地接收你说的话。没错,你是个有思想的人,但可惜这不是当下需要在意的东西。我并不是想说医生这样做没有职业道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模式,无可避免。鲜活的生物个体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失去自己的特征,看起来和它的同类没有任何区别——实验室的小白鼠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的,护士系在我手腕上的手环,和我给实验小白鼠贴上的数字标签没什么不同。从我身边经过的护士怎么可能知道宫野志保是谁呢?他们查看我的名卡和病历表,希望一切正常,就像一个本科生在检查自己的实验。


医生想让我睡一会儿,给我开了帮助放松的药,但有些事情,任何人都无法从脑海里清除。我不怎么喜欢医院,它会给你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如果你一个人偷偷溜出去,护士大军就会把你抓回来,或者把一堆声明书扔到你头上,告诉你离开医院后果自负。这个地方比我之前待过的几个“监狱”要舒适一点,但之前看守我的“狱卒”有着更多的诚意。琴酒从不掩饰他多么希望看到我被痛苦折磨,那个绑架我的女人也是一样,她很直接地展现了她虚妄的幻想。但医院的职员不一样,他们在我面前露出微笑,脑子里想的却是还要忍受多久才能下班回家。噢,我也想回家,我想重新被当做一个“人”来对待。


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来医院探望病人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些什么。我这么说并不是愤世嫉俗,只不过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可以是善意的、利他的。他们想看到自己爱的人重新好起来——这并没有错,但其中也有自私的一面。这,就是当护士告诉我有人来看望我时,我脑子里的想法。我知道警察会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东西,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一个进来病房的不是警察,而是——阿笠博士。


我被发现失踪以后,工藤立刻给博士打了电话,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长野。我的失踪显然让他很焦虑——他的胡子上沾了一点饼干屑。我提醒他要远离外面的自动贩卖机,他向我道歉,希望我能理解这个特殊情况。我没再追究,毕竟,担心我的安全对他的健康来说比一包饼干要糟糕得多。


博士把一张椅子拉到病床前坐下,然后把拐杖靠在床边的金属栏杆上,问:“感觉怎么样了,小哀?”他的话很温暖,他完全不介意刚才的饼干小插曲。博士天性温和,从不记仇,在大多数人都失望沮丧的时候,博士总能保持平稳的情绪。工藤在调查这个案子,优秀的警察在调查这个案子,他们一定会揪出犯人。等案件水落石出后,所有人都会更加安全。正义一定会被伸张,至少他希望如此。他觉得最好不要一直想着不愉快的经历,他保证说不会到处打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我愿意讲一讲,他会仔细听。无论怎样,他都会留下陪我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市中心转一转。”他说,“然后请你吃晚饭。”


过去的大半年里,博士为了治伤花了很多钱,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请我吃晚饭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赶到了长野,这就足够了。他可以在这里住一阵,虽然现在我的公寓可能还作为犯罪现场被封锁着,但过几天应该就没问题了,他可以和我一起住,我也正好能带他参观一些景点。虽然已经带博士在长野观光了好几次,但我一定能想到一些还没去过的地方。


博士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还没想好要不要在长野待一段时间,他很快就要回东京为之后的一个会议做准备。“其实,我认识了一个非常聪明优秀的年轻人,你们可以见个面。”他说那个人在研究一种无反作用力驱动器[17.1]。


我说不要,我拒绝这种事。博士一直在留意可能成为我男友的人,但因为这个我已经有过两次非常可怕的约会了。这很奇怪,他参与开发了一款相亲App(因为一些不顺利的投资项目,博士为了资金周转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掉了这个App),但他看人的眼光实在太糟糕了。


“至少花一两天来一趟吧。”他劝我说。虽然能登教授肯定没意见——如果那个时候她还没被逮捕,但我主意已定。我已经被困在一个房间里一天半了,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并且,这个案子还在调查中,警察需要从我这里获得一些线索。


博士叹了口气,他很清楚我和工藤一起在为这个案子奔波,为了找出甘利失踪的真相。他并不反对我暂时从事一点侦探工作,但他觉得我不应该投入过多,我毕竟是作为个人在参与调查。“有时候,”他继续道,“最好是把这种事留给别人去做。”


我不这么认为。危险直接降临在了我和我在乎的人身上。曾经有人在保护我、关心我,我依赖过他们,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该为我的安全幸福负责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道理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如果博士觉得我不能照顾好自己,那他大概不够了解我。


博士当然不会承认这点,他坚信我一定有办法摆脱危险。但是,如果警方一直没有抓到那个女人——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我会放弃吗,还是继续追查她?在某个节点,抓到真凶只能让我安全那么一点儿,在某个节点,我别无选择只能放手。


他或许是对的,只是有些时候,仅仅只有物理上的安全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心理上的安全。那个女人——她夺走了我的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有拥有隐私的权利,希望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一些事而被评头论足。但是,她像开蚌器一样把我撕扯开来,企图寻找一颗名为共同点的“珍珠”,她刺穿了我的保护壳,她在窥视我,她没有找到那颗珍珠,却将内里鲜活的血肉尽收眼底。我不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软肋。只有疯子和怪物才没有任何弱点。我不是怪物。


博士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做出了决定:“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在这里待几天吧。”我觉得这样很好,仓促往返于长野和东京是个很糟糕的计划。我想到可以在周末去一趟善光寺[17.2]——上次我们很不幸地遇上了一起谋杀案,安排好的旅行只好潦草结束。博士看起来也很有兴趣,我们商量了一下具体计划,做完这件事后,整个病房又回归了安静。博士问我,是否准备好了面对警察。我转头看向监测仪,昏暗的屏幕上,我的倒影模糊又孱弱。任何人在病床上都是孱弱的,看着这样一个模糊的倒影,你会觉得你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幽灵,而警察即将要面对的,也只是一个灵魂而已。


我说我准备好了,于是博士出了病房去通知护士,护士会去等候室把那里的人带过来——大和警官、她手下的一名警探,以及,工藤。警官很和善,问我感觉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准备好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她的手下坐在角落里,一丝不苟地记下她说的每一句话。工藤也拿出了一个笔记本,但他只是默默地看着,目光专注而锐利。工藤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侦探,他不会把谜团和暗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他鄙视冷酷残忍的行为。当犯罪行为越过他心中的一道红线,变成纯粹的邪恶时,那个会挖苦别人、喜欢显摆自己无所不知的工藤新一会从他身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定又危险的工藤新一,任何心怀恶念的人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看到这样的他,你会惊叹,但同时也会有些难过,因为在事态不那么严重的时候,他的好奇心是孩子气的,这让他拥有一种迷人的气息;但是,下定决心的工藤新一没有这样的气息,你能感觉到,他会确保你平安无事,或者,他会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拼上所有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样的他不再迷人了,他是崇高的,但同时也让人悲伤。


对我的问话主要由警官负责,从被绑架时的情形开始——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却遭到了袭击。有人切断了整栋楼的座机连线,不用密码就成功解除了房间里的报警系统。警方暂时还没有成功定位那间关押我的仓库,但根据他们的推测,仓库应该是在我公寓的东北方向,因为那辆面包车被截获时正在朝西南方向行驶,考虑到甘利当时被运回了她的住所附近,他们认为绑架犯对我的计划也类似。警察们很想弄明白绑架犯对我下手的动机,以及她搞到的钉满了一整块装饰板的证据,于是,对我的问话转到了米德的案子上。我向警官和她的同事大致讲了一下那个案件的始末,工藤时不时插一下话,解释他在这个案子里参与的工作,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关于组织和我的背景信息。


“绑架犯认为你杀了米德?”警官问。


我感到工藤的目光正牢牢锁住我,我对警官说是的,绑架犯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她认为我用沉默杀掉了米德,我对他隐瞒了一些有关保险箱的非常关键的信息,米德原本有机会避开那个死亡陷阱,这就是绑架犯的结论——我很清楚指纹应该横着放在识别器上。但是在我看来,她所给出的证据都是间接或推测性的。没人能弄清楚我有没有杀掉米德,无论他们多么坚信我就是凶手。


警官问工藤他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他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现在没有”,但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联系降谷先生请他提供一些米德案的相关资料。


接下来她问起了绑架犯试图给我灌下Leze的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巧合:Leze是能登教授参与研发的。尽管绑架我的并不是教授本人——这点我很确定,但她跟这件事脱不开关系。那个手臂上带着伤疤的绑架犯选择对甘利、鹤屋还有我下手,这一定是有原因的。警官也认为这是个值得调查的地方,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跟能登教授谈话了。


警察问完话后,准备让护士回来给我做个最后检查,好确定我可以出院,但工藤提出要单独在病房留一会儿。大和警官的下属反对他的要求,但警官同意了——前提是我也同意。我说可以,于是其他人离开了病房。工藤在床边那张博士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来,眯起眼睛,说:“你个白痴你就不该回家,更不该一个人回家,你说你蠢不蠢。”


这不是我有生以来犯的第一个错误,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根本没资格教训我,在我们应该隐姓埋名保持低调的时候,他有多少次一冲动一头脑发热就意气用事跑去找女朋友?作为一个如此高智商的侦探,他做出的决定有时真的糟糕透顶。要是他真那么肯定我不该一个人待着,那他就该更努力地说服我待在大都会酒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好像我真有那本事说服你待在我身边似的。”他说。


他有。如果他说一想到我可能会受到伤害就一刻也受不了,他只想把我锁在他房间里这样他才能好好保护我,如果他对我说这些,而不是骂我是个白痴、说我不听劝告,那我也许会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他伏在我耳边屏住呼吸轻声说这些,那我可能会郑重考虑一下。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大声喊着,甚至懒得看我。工藤真的一点幽默感都没有,除了他所谓的“特意搞笑”。


他换了个话题,问起了绑架犯的事。我能肯定绑架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杀了米德吗?没有任何证据、任何文件、任何报告?但这很荒谬,他以为他能在这个问题上旁敲侧击?否认我已经知道、否认他已经知道我知道,一层套一层没完没了——这很蠢,我不想跟他玩这种游戏。没错,绑架犯用某种方式搞到了他亲自写的调查报告,她把报告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我面前,当时我不确定这份报告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她没有理由给我看一份假的报告。工藤刚才的问题无疑也证明了报告就是真的。他确实认为我杀了米德,不是么?


“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他直视我的眼睛,承认道,“并且现在也是。让你失望了?”


没有。我一直都知道他就是这么看我的。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天使,他心里藏着这样的怀疑,太正常了。毕竟,老虎不会改变身上的花纹,人也一样,本性难移。


工藤表示反对,他说即使是被判刑的杀人犯也可以改过自新。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说我刚刚讲话时用词很谨慎。“你没有因为我认为你杀了米德而失望,那你在失望些什么?”


他是如此确定,他总是对一切都如此确定。他那么确定,所以他甚至都没有问出一个真正的问题。他直接在正式报告里告诉降谷先生我有可能通过保持沉默而杀了米德,那么,他有没有稍微考虑过,这件事他应该亲自来问我本人?


工藤抱起手臂,示意我讲出我的故事版本——我到底有没有杀米德?


这不是简单的有或没有就能回答的。有好几次,我回想起我看到琴酒和伏特加打开那个保险箱,我努力回想我到底有没有看见琴酒横着把大拇指放在传感器上,后来我开始相信我确实见到过这一幕,但却下意识地忽略了,而在我跟米德碰面时,或许我并不愿意去回想这个细节。我厌恶米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工藤和降谷先生为了从他身上获取更多信息所以让他继续逍遥法外,但他太危险了,他们的计划可能随时崩盘。当时他偷了一件工人制服,如果那名工人刚好撞见米德,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工藤真的认为他们准备得足够充分可以阻止米德?


工藤觉得我的答案是在投机取巧——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故意对米德隐瞒关键信息——但他不想在米德的话题上继续下去了。他们调查了这个案子,挖出了所有能找到的证据,他们无法证明我杀了他,所以我被释放了,至于工藤到底怎么看我,都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他很清楚我有能力杀人。他指着我,伸直的手指像一根枪管,他说:“你会为了保护重要的人而做出疯狂的事,你就是那种人。”


“别用手指着我!”我说,“你看起来就像个傻瓜。为了看上去不那么蠢,你可以考虑至少带个玩具什么的。”


他露出不屑的表情,移开了那根愚蠢的枪管似的手指。他接着说,我的内心深处或许有杀人的念头,但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举动,虽然无论我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杀人,他都不会认同。他永远不会认同任何杀人的行为,不管是出于复仇还是出于乐趣,但他能稍微理解,为什么人们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而杀人。当然,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米德的案子——只要有任何证据出现,能证明我杀了米德,他就有责任把它转交给执法部门——但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停止调查了。“今天,现在,”他说,“我在这里,是为了揪出那个绑架你和甘利的人,我决不会让那个女人再次找到你。”


“即使你的委托人是个罪犯,你还是对工作如此投入。”我说。


“你好意思说我,我可是听说了你很想赶紧回实验室开始工作?“


我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在阻止另一种意义上的杀戮——微生物世界里的杀戮,同时,我在把我的过去转变为有益的东西。


“你永远都在向前看,是吗?”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不要太勉强自己。”


这种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是多么轻易!对工藤新一来说,有些担忧可以随意抛开,他一定对这个得心应手。如果这样的能力可以分我一点,我也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难怪人们觉得他像个吸引力强大的磁极,待在他身边,你会觉得正义会得到伸张,过去的罪孽会得到宽恕,整个世界会变得无比美好。


米德的话题被放在一边后,我们谈起了我被绑架的事。工藤和警官已经查明了那个同伙的身份,他叫仁科大介,以前是长野县警署的警察,离职前他在负责团伙犯罪的部门工作,所以他有机会接触到降谷先生关于米德案的报告。但到目前为止,仁科始终保持沉默,或许是出于对那个绑架犯的忠诚,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追踪已经查明的仁科的同伙,但一一问话还需要时间。保持沉默、拒不合作,这些行为本身是意料之中的,但绑架犯为了给我一个忘记过去的机会而对保密如此执着?我和工藤都觉得这太不合理了,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等在前方。


工藤提醒我说,有时候,前方并没有更多东西;有时候,答案已经湮灭无从寻找。人们的疯狂有时候会追溯到大脑的缺陷,但更多时候,疯狂源自持续一生的可怕遭遇,这些遭遇铺平了一条特定的道路,人们沿着它前进,学会了制造恶果。我不喜欢工藤的这番理论,还好,他也不喜欢,尽管这是他提出来的。或许在某个时候,你应该放弃寻找答案,但眼下,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有时候,掌握一点医学知识会很有用处,尤其是当你想蒙骗医生的时候。这间医院我已经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幸好,值班医生也很想让我出院。我对医生说我感觉很好,没觉得累,他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而我“恰当地”在所有需要的地方说了假话。医生和护士有时候不会把病人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但是,与实验室小白鼠不同的是,人会说话。如果一个人说感觉很好,即使他的生命体征并不算好,医生也难以推翻他本人的说辞,尤其是当医院还有很多病人在叫苦连天的时候。医生同意让我出院,我吞了几片阿司匹林来缓解手臂的疼痛。无论如何,我最终会好起来的。


当警方正在追查仁科的同伙时,我和工藤还有博士三人一起去了甘利家,希望甘利从我这里听到一些细节后,能回忆起一点她被绑架的事,其中或许会有一些我没注意到的地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离确认绑架犯的身份更近了一步——至少,工藤是这么希望的。他说我可以自己去找她,或者去警署旁听他和别的警察一起再次对甘利进行问话。我不打算让陌生的警察用我被绑架的事将甘利轰炸一番,她应该从一个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整件事的始末。


再次见到工藤,甘利非常开心,同时,她也很高兴见到博士,她听说过他的一些发明,也知道他最近的工作转到了App开发上,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应该会聊到很多很多话题,但很可惜,我们是因为一些特定原因才过来的。甘利表示理解,她给我们泡了茶,然后坐下来,打起精神。差不多一周前,她去祭拜了父亲,然后遭到了绑架,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她一定已经想过了最坏的情况吧。其实,我倒觉得我的遭遇还不算特别坏,这么说或许是轻描淡写,但我曾经落在了更为残忍的人手里,也遭受过更痛苦的折磨,甘利也遭遇过一场悲剧,可是,冲动的愤怒和冷酷的恶意是不同的。当有人希望你遭到残忍的伤害时,他们的恶意就像是豪猪背上尖利的刺一样,那些刺深深地扎进你的身体,如果要拔掉它们,你会再次遭受疼痛,等到最后,即使伤口会愈合,留下的疤痕也难以磨灭。


甘利或许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安慰,她被一个疯子盯上,一个疯女人为了证明某件事而绑架了她。挑选她作为目标的人不是我们的导师——至少我认为不是——而是一个想给她机会忘记过去的疯子。那个绑架犯收集了有关甘利父亲之死的文件和照片,她甚至还怀疑了甘利母亲杀死她父亲这整个事件过程的真实性,最终,绑架犯一定也把那个选择摆在了她面前——那个我拒绝了的选择:吞下几颗药丸,然后忘记。


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甘利——那个女人把我绑在水管上,给我拿了煎饺,还准备了水桶,我希望这些能唤起她的记忆,然而,她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绑架犯那个荒谬的所谓“选择”让她感到惊愕。“如果不是那件事,我现在根本不会在这里。”甘利说,“我不会来这所学校,也不会读博士。我甚至都不知道,在爸爸去世之前我有没有想过要了解大脑的结构。”


如果抹去记忆跟删除文件一样简单,如果你只需要按下键盘上的删除键记忆就能被清空,那是一回事,可是,人的大脑远比一台电脑复杂,电脑无法感知自我,也没有认同意识。甘利的自我认知让我感到很不安。一方面她是那个我已经认识了两年的亲切又可爱的女孩,她夸张地崇拜着工藤,当他夸奖她泡的茶很好喝时,她会激动得不能自已。但是当她试图接受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时,我感觉到她的内心似乎缺失了什么。绑架事件显然对她造成了一些影响,她一直无法安稳入睡,尽管她故作轻松地笑着,说这只不过是给她的心理治疗又添了一项,但我觉得这不是玩笑。我觉得她的心里有一种渴望——渴望填满那片缺失的地方。对人类来说,理解现实的存在其实是很困难的——比方说,你环视这个房间,注意到了地毯上的污渍或是墙漆的接缝和层次,但这些细节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你能记得24小时前自己在做什么吗?那么24天前呢?24个月?24年?最终,这些记忆都会被时间冲刷干净,最终我们会意识到,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的我们,只能用零碎的记忆拼凑出我们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了现在。对甘利来说,这样的意识会比平时更具有冲击性,她忘记了一些本该记得的东西。彻底丢失一段最近的记忆是突兀而出人意料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如果说甘利觉得她所看到的现实正在摇晃,那么关于我被绑架的种种细节也无法帮助她找到一个可以抓紧的扶手。工藤想澄清一些关于米德案的细节,但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这就是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女人的“前同事”重新找到了她希望寻求合作。至于某个爱管闲事的侦探跑去她家翻箱倒柜了一番,这些细节并不重要,可我无法让工藤就此闭嘴。他非常积极地补充着只有他才知道的现场第一手资料,完全不在乎每一个故事每一条信息都有特定的适合被提起的时间和场合。我们在谈论的是我和甘利的遭遇,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甩了个眼神给他,希望他能搞清楚,我并不希望自己的故事从另一个人嘴里讲出来。他表示退让,同时表明了他的立场,无缘无故一直谈论细节会让人感到厌烦。有时候他真的很让人讨厌,但他有一点是对的——细节让人厌烦。你无法永远维持住一个虚构的世界,你置身其中,呼吸着那个世界的空气,然后开始相信它,你几乎成功地说服自己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就是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和谐的音符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你筋疲力尽。


于是,在尊重工藤的前提下,我把更多的事告诉了甘利——某个假装非常好心的侦探在我和博士的家里搜查了一番,并且胆大妄为地调查了我的一位“前同事”,而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完全没想过应该提前通知一下我们,哪怕是出于基本的礼貌。甘利意识到这是一段他从来没公开过的秘密调查,虽然她想知道更多细节,但还有一个未出口的问题悬在我们上方,一个她不会当着工藤和博士的面问出口的问题。等我们讲完了绑架犯如何在意米德案之后,甘利把她的储物柜展示给了两位男士,那里有她的秘密宝盒,里面装着工藤新一所有的周边产品。她告诉他们可以慢慢参观,然后就独自回到茶几旁,把他们的茶杯推到一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我想我还是当个粉丝比较好,”她说,“显然,我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侦探。”


她没有早点发现并不是她的错。我习惯谨慎行事,这是一直以来的自我保护。虽然一开始我觉得她对工藤的痴迷有些奇怪,但我从来没觉得她很傻,我很早就隐约感到,她把工藤新一当做偶像的行为其实填补了她生命中的一个空洞。她从工藤那里得到了前进的方向,她可以没有顾虑和担忧地崇拜他。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可能是病态的,但对于一个已经处在生病状态的人来说,这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没有了崇拜的人作为榜样,你的生命可能会有更多的空洞。


我对甘利说我很抱歉,但她拒绝接受我的道歉,她说我们现在扯平了。在过去的几天里,她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有没有给过我机会让我好好了解她,她觉得我那天带着巧克力可颂在她家门口说的一番话虽然充满善意,但也很夸张。听过了有关于米德的事情后,她意识到是自己想错了,但她还是不知道今后该怎样跟我相处。“我总不能再跑去实验室跟你说,‘嗨,志保!那个神奇的事件你听说了吗?’这根本没有意义嘛。”


不,这是有意义的。她告诉我在关于某个侦探的文章里有了新发现,是为了寻求赞同吗?不是的,她喜欢这些东西,她向我展露出了真实的一面。她还有隐藏的一面,但我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害怕,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慢慢了解到她的另一面,我也希望她会慢慢了解我的另一面——如果她也是这么希望的。


她伸出一只手,撅起嘴:“你又开始别扭了,志保。你现在真的很别扭,别不承认。”


我把一枚50元硬币放在她手里,她从包里取了个罐子出来,把硬币放进去。罐子里已经装满了硬币,足够她好好吃一顿了。她把罐子放到一边,重新看向我,等着我的回答。


“好好,到此为止,‘别扭的志保’今天不会再出现了,我保证。”我朝她低下头,说。


我想,这是整整一周以来,我第一次见到甘利露出了真正开心的笑容。





向甘利坦白完以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我还需要面对另一个人——能登教授。


我失踪以后,警方就拘留了能登教授,她的嫌疑已经大到了无法忽略的程度。尽管绑架我的那个人并不是她,但警方相信她跟这个案子一定脱不开关系。在警方找到我之间,她始终保持沉默,而现在,我希望我可以打破僵局。我问警官我能不能直接跟教授说几句话,她同意了,但我只能坐在一面玻璃后面通过麦克风和她交流,会有一名警察在旁边负责控制麦克风的开关,以防泄露敏感信息。我接受了这个安排,工藤坐在我旁边,甘利也来了,她坐在我后面靠边的位置。我们注视着能登教授,她已经无处躲藏。


警察把审讯室里的灯调暗了一点,这样,教授看见的就不再是镜子上的倒影,而是观察室里的人——工藤,甘利,和我。“志保——你还好吧?”


拜她所赐,好得不能再好。不过,我跟甘利和鹤屋不一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策划绑架了我们三个,不是么?教授否认了,但我比她更清楚。那个女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三个人?又为什么会让我们回想过去的罪恶和伤痛,把教授亲自开发的药物给我们让我们忘记?


教授问起绑架犯是怎么使用Leze的,警官不希望我解释得太过详细,但我把能说的都说了。绑架犯的目的就是让我对她的提议丧失抵抗力。她审讯了我,认为我杀掉了某人,她把手臂上长长的伤疤露出来给我看,以此拉近和我的距离。她试图控制我的想法,让我相信不管是工藤还是其他人,总有人会怀疑我质问我。她做这些事就是为了操纵我让我最终选择吞下教授开发的药,但凡我警惕性差一点,我肯定已经接受了她的提议。这就是绑架犯的目的——改造我。


“你也想改造我,对吗?”我问能登教授,“这是你一直以来的计划。”


她没有看我,而是说起了别的:“那个伤疤是什么样的?跟我说说吧。”


一旁的警察拨了一下开关,麦克风被关上了。工藤和大和警官商量了一会儿,认为告诉教授这个细节没有影响,在法院下令释放她之前,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他们同意我继续对话。


“在她的右小臂上。”我开口道。


“一道长长的直直的伤疤,靠近肘关节内侧的一小段是锯齿状的。”她一边说,一边用自己的胳膊示意。


“教授?”


教授的目光越过我们,盯着不知道什么地方看了一会儿——我不得不喊出她的名字才让她重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在那十来秒的失神里,她的蔑视、冷静和自信都消失了。我和教授已经一起工作了很久,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虚弱的样子。她曾经把尸体的头颅装进罐子里,用来吓唬毫无心理准备的本科生,可是,当她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时,似乎她才是因为血腥场面受到惊吓的那个人,就像是刚刚目睹了一次大出血的分娩或是活体大脑手术。


“我认识一个女孩。”终于,教授开口了,声音在颤抖。她喝了一小口水定了定神才继续下去:“她总是用长袖遮住右边的胳膊,哪怕是在夏天。我问过她是不是胳膊有什么问题,她说没有。我跟她说如果她愿意给我看看,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于是她卷起了袖子。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她怎样侧头躲开了我的视线,又怎样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看的。”


“她是谁,教授?”


教授重新看向我们,停顿了一会,她才说:“她叫……石川素。”






[17.1] 译注:无反作用力驱动器(reactionless drive),一种目前还处在假想状态的驱动器,特点是不需要喷出燃料获得反作用力就可以为航天器提供动力(这个构想疑似违背动量守恒定理)。

[17.2] 译注:善光寺(ぜんこうじ,Zenko Temple),位于长野市北部的一座佛寺,离信州大学约20分钟车程。




后文: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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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让志保去相亲可还行23333

注意前文中根据“医院的规定”,甘利醒来的时候是警察先进去的,但志保第一个见到的是博士。(反正我假设她们是在同一个医院🤷‍♀️)

工藤新一进病房之后有一段“我”对他的解读,“工藤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侦探……他是崇高的,但同时也让人悲伤。”这段真的很棒,原文如下:

Kudo-kun isn't an unfeeling detective who prizes puzzles and mysteries over all else. He has an intense sense of righteousness to him, and he despises senselessness and cruelty. When a crime crosses that threshold into pure evil, his sarcastic know-it-all personality melts away. He becomes determined and dangerous, and no one with wickedness in their heart can stand in his way then. It's both amazing to behold and also a bit sad. When the stakes are lower, his curiosity is childlike, and there's a certain charm to it. The determined Kudo-kun has no such charm to him. You feel he'll make you safe, or he'll give his dying breath trying. There's no charm in that. It's noble, but it's also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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